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前后近15年之久，经历了长期风风雨雨的战斗生活。对恩来同志，我有不尽的思念和无限缅怀之情。

在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恩来同志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力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到达了陕北。他精力十分充沛，在长征途中他是我党我军中最忙的人。当时我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机要科工作。在长征途中，毛主席多随同一军团走。周副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协助毛主席指挥我军战斗在最前线。他起草了许多关于战斗部署、敌情通报等内容的电报交给我们译发。红军到达毛尔盖后，恩来同志患重病，高烧达39—40度，为让他安静养病，组织上指示我们译出的电报暂不送给恩来同志看。经过一段治疗、休养，恩来同志的病情虽有好转，但仍未完全恢复健康。还非常虚弱时，他就叫我们马上拿电报来，顽强地坐起来看电报，起草电报，一刻也闲不下来。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和保安后，我被调到军委机要科工作，和恩来同志接触就更多了。在瓦窑堡战斗中，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坚持战斗，当敌人已冲入街中离我们很近时，周副主席多次催促毛主席转移。我们刚出南门不远，敌人就到了南门，阻击敌军的部队成了掩护我们的部队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任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团团长，兼任我党南方局书记。1938年6月下旬，在赴重庆前，恩来同志请陈云同志给他选调一位译电员随他去重庆，陈云同志决定把我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工作。我当时正在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当陈云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跟随恩来同志去重庆时，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此次跟随恩来同志赴重庆的百余人，分乘4辆卡车前往。同志们深知这次任务非同寻常，感到责任重大。从延安到重庆两千余公里的路程因公路年久失修，一路风沙弥漫，道路颠簸。中途停车休息时或到达宿营地后，恩来同志不顾自己的疲劳，总是来到同志们中间，询问大家身体怎么样，孩子怎么样，问寒问暖。他那爽朗的笑声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驱走了长途旅行的疲劳，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车队进入洛川境内就是国统区了，气氛紧张了起来。当到了边界哨卡时，一股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围上来要检查枪支，钟副官与他们交涉，他们仍不放行。恩来同志对国民党军一个小头目严肃地说：“护照上写得清清楚楚，有什么检查的!”那个军官被镇住了，收起枪，乖乖地放行了。次日上午，车队行至西安城门前，守城哨兵又不让我们进去。恩来同志亲自给胡宗南打电话说：“我们去重庆，你不是不知道，我有要事在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城?”胡宗南佯装说他不知此事，把责任推给下面，命令守城岗哨放行。

周副主席到达西安后，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夹道欢迎周副主席一行。周副主席在此忙于听取汇报，接见西安各界知名人士。

我们又从西安起程，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境内，一路崇山峻岭，景色秀丽，车队到广元白龙河渡口时，很多车辆挤在一块，都要争先渡江。一股国民党军队让我们停下，不让过，钟副官据理力争也不成，这时周副主席面对国民党维持渡江秩序的负责人说：“我是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这次是奉蒋委员长之邀去重庆谈判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听后惊呆了，慌忙举手敬礼，跑到渡口，招手让渡船开过来，让我们先过去。我们到达成都后，全体住在刘文辉公馆，受到刘文辉(曾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的友好接待。刘文辉与周副主席有过友好交往，他对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深表同情和拥护。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国统区的心脏——重庆。

周副主席在重庆，对机要人员非常关心，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做到秘密、迅速、准确。他常常说：“能早一分钟得到中央的指示，就能多争取一分胜利。”

1941年1月初，发生了皖南事变，机要科译出了皖南事变的特急电报，立即送到周副主席手里。他阅后表示极为愤慨，乘开大会的机会当即宣布了这一事件，并题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声讨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皖南事变时，我正患重病(副伤寒)住院，我听到皖南事变我军受到重大损失的消息后，心里难过极了，从床上坐起来给周副主席写了一封信，把我在医院里听到的消息报告给他。其实周副主席早就知道皖南事变的情况，只因我住院才没有告诉我。3天以后，周副主席在办事处岳仁和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医院看望我。我在迷迷糊糊中，突然见到恩来同志站在我的床边，我非常激动，两眼含着泪水坐起来，对周副主席说：“我的病好得差不多了，我要回去。”实际上那时我还没退烧，还未度过危险期。恩来同志亲切地说：“你好好在这里治疗、静养，时局还不至于有大的变化。”我领会他说这话的深意，点点头。不久，我就出院投入了战斗。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更加紧张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对办事处进行检查、封闭。面对这种局势，南方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同志在全体会上说：“我们不希望国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如果反动派搞突然袭击，我们要坚决抵抗下去直至把机密文件和密码烧毁。要准备坐牢，要坐牢我们一起坐牢。如果他们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可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要问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如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别的不知道，让他去问支部书记周恩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要出面交涉，我是国民党蒋介石请来的。我们要争取全部同志安全返回，但也要做最坏情况的打算，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恩来同志的讲话，博得了全体同志的热烈掌声，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在那紧张的战斗岁月中，恩来同志到了哪里，哪里的工作就忙起来，同志们都随着他投入紧张的工作。但是恩来同志工作再忙再累，也总是关心同志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他亲自布置学习，抽出时间给大家讲课，听取学习汇报，参加小组的学习会，引导学习讨论。每隔一段时间，恩来同志就给同志们做一次时事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以及我军在敌战区作战的情况。他做报告从来不用稿子，讲的内容早已在他脑中考虑好了。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恩来同志还很注重给干部做时事报告。

恩来同志很重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他很早就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对党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知道得很清楚很详细。1942年，我们在重庆参加整风学习。恩来同志言传身教，现身说法，向大家讲党的历史，讲革命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大家深受教育。

在50年代，我在总理办公室秘书组负责安排周总理每周每日活动的日程表。他的活动白天夜里每时每刻都是排得满满的。早上8、9点钟左右，当他还在卫生间时，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早已围着饭桌坐好了。总理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秘书们的请示汇报，当场答复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汇报完为止。然后起身不是开会就接见外宾。有时中午也来不及回家吃饭，晚上6点多钟回来吃晚饭，吃完接着去中央开会，一般深夜l2点左右回来，有时秘书有急事请示，还得接着答复问题，周总理经常强调当天的事要当天办完。等他处理完这些事回到办公室，急待他阅批的文件已堆积很多，他一坐下就工作到次日晨3、4点，然后看新出的《参考消息》。秘书、警卫员同志多次催促，他才去睡觉。如果次日9点有国务会议，他8点就醒来了。他工作如此繁忙紧张的程度，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他经常一天干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作，有时通宵达旦，常年累月如此，真把全部心血都献给党献给人民了。办公室的同志和警卫员同志为了他的身体健康，不知给他提了多少次意见，甚至联名给他写大字报，或请邓大姐劝他注意休息。周总理答应说，接受同志们的好意。可是过不了几天，又是老样子。

周恩来同志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在重庆时，为照顾他的健康，有时给他多添一个菜，都要受到他的责备。他说：“大家生活都很苦，我不能享受特殊待遇。”全国解放后，中南海食堂分中灶和大灶，总理经常不去中灶而是到大灶和同志们一样排队买饭菜。桌上掉一粒饭也拾起来吃，吃完自己洗碗，放在柜子里。说到他的穿着更是简朴。冬天出国访问用的皮大衣和皮帽，是向管理局借来的，回国后即送还，外国送给他的礼物，他全部交公。

恩来同志自己是那样辛劳俭朴，但对同志，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对他们的疾苦和困难，总是尽力去帮助解决。如我患病时，总理把外宾送给他的鹿茸膏送给我保养身体；我的孩子因病提前从部队复员，就医有困难，经周总理过问得到了解决。另有一次我患病，初期被医院误诊，总理知道后在国务会上说他有一位秘书住院被误诊了，当面指示卫生员要定期给干部检查身体，自此，形成了这样一条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要“疏散”我们这些老同志，支左的人要让我回江西老家或投亲靠友，我走投无路，给周总理写信说了这一情况。总理看信后说中央没有这个决定，并让秘书给中央统战部支左的人打电话不要逼我下放，使我解脱了困境。

总理对任何同志都是非常关心，把同志的困难放在心上。他心中装着10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对这样的好总理我们怎能不从内心怀念!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刘三源  原为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

原载于《丰碑》第3期，199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