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位于古淮河南岸的淮安县石塘镇鹅钱乡（今淮安区石塘镇），一场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浪潮，正在这里掀起。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动员访贫、实地丈量、分配测算和契约准备，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六七百户无地少地农民，喜气洋洋地从土改工作队手中，领到了钤盖鲜红印章的崭新田契。土改所创的“中间不动两头平”做法经验，也随着事后华中分局的文件，传遍全国各解放区，被称为华中土改的“典型范例”和“最坚决的土改路线”。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人民的土地公”的邓子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时任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

五月鹅钱乡，分田分地真忙

1946年5月4日，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通过电波发来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此时的邓子恢，刚参加完在延安举行的“五四指示”撰写工作会，正处于马不停蹄往回赶路的途中。为了抢抓时间，他指示先行到家的分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曾山，立即召开华中分局委员及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落实措施。

五四指示

分局决定，由民运部副部长李坚真带队，组成土改工作队，到淮安的鹅钱乡进行土改试点，各地委均按先试点、后推开的方式推进此项工作。

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旧址

5月18日，工作队正式进驻鹅钱乡。当时的鹅钱乡，是受地主老财压榨最残酷的地方之一，全乡6500多亩土地，地主就占了5900多亩。队员入驻后，挨门串户访贫问苦，动员农民开展“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讨论，召开大会启发大家支持分田；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五四指示”，学会区分富农和地主，大、中、小地主，恶霸和非恶霸，划好阶级成分；成立村、乡斗争果实处理委员会，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中农土地不动政策，将地主通过清算出来的土地和经过说服富农自愿献出来的土地，分给雇农和贫农。鹅钱乡的这些做法，最终被分局总结为“中间不动两头平”经验，通报给地方各级政权。试点过后，全乡近700农户、3000多农民，平均每人分得了2亩多土地。

李坚真在做土改动员

田契书写发放是所有民众都极为关心的事情。工作队遵从民意和地方习惯，以村为单位书写田契。中间人由得田人委托，出田地主不在家时，由管账等代理人在田契上签字画押；田契中把夫妇双方名字并写在一起，凸显妇女地位；新田契一式两份，副本呈县政府备案，契尾标注“老契作废，新契负责”，老契当众烧毁，以此保障新田契法律效用。

农民丈量土地

“中间不动两头平”经验获中央肯定

鹅钱乡所创“中间不动两头平”经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从实践提出，到思考突破，再到概括成文的过程。5月下旬，当试点刚进入分配测算阶段时，有部分农民提出，对富农多余土地也要拿出来分配。对于农民的这一要求，邓子恢仔细阅读“五四指示”中关于“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的条文，反复琢磨，感觉原条文在这方面的表述，确实存在政策边界偏松、处量把握不够严谨的问题。于是邓子恢便与工作队一起，果断支持了农民的意见。6月下旬，邓子恢亲自执笔撰写《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他在文中敏锐地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使广大贫雇农得到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因此必须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富农多余土地也拿出来，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事后的事实证明，华中分局的土改政策，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广大农民是完全拥护的，是有利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和巩固发展新解放区的。土改过后，鹅钱乡农会会员发展到852人，妇女会员发展到609人，儿童团员发展到338人。全乡有362人参加民兵，并有13人参加自卫队。

《华中通讯》文章《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

9月1日，邓子恢再次以分局名义签发《关于团结中农的指示》，文中首次将“中间不动两头平”作为一项政策提炼了出来。这一提炼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十分便于在解放区农民中传播。仅1946年秋，华中解放区便在2400万人口中完成了土地改革。其中，1500万贫雇农分得了土地，700万中农土地“不进不出”。

对华中分局的土改政策，时任华东局副书记的陈毅曾评价：“邓子恢同志所提出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是正确的，对贯彻执行中央五四精神，加快土地改革是有利的。”1946年底，华中分局北撤山东，“中间不动两头平”政策遂又被贯彻到山东。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华中分局的“中间不动两头平”政策，得到与会人员的普遍赞同，被中央肯定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会后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被正式吸收进大纲条文内容，为赢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改动员现场

几十年后，时任土改工作队队长的李坚真，在她撰写的回忆录《一九四六年淮安鹅钱乡土地改革实验的回顾》一文中，仍由衷赞叹：“鹅钱乡的土地改革为华中地区土地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人民的土地公”实至名归

从1946年底起，邓子恢担负的工作多有变动，但他与土地和农村工作的缘分和故事，仍在继续。

在调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主持中南局全面工作期间，他据理力争保护中农利益，曾获得毛泽东关于“中间不动两头平”政策的著名批示。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期间，他直言不讳，提醒大家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上要防止“左的冒进倾向”。在“大跃进”等时期，他排除一切宁左勿右思想，向中央建议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分配核算。在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他将各级干部都讳莫如深的当涂县“包产到户”做法，直接向中央推荐。

邓子恢

“包产到户”这一经营形式，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能得到推行，但这一火种，却在16年后的凤阳小岗村进行实践，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邓子恢的一生，与土地、农村打交道，是他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土地公”实至名归。

如今的鹅钱乡，土地规整，民居整洁，一望无垠的标准化农田里热浪滚滚，机械轰鸣，一派喜人景象。让我们在回顾当年土改岁月的同时，深深缅怀党和国家农业、农村工作的卓越领导人——邓子恢。

今日石塘镇

（作者：陈凤朝，文章来源：“方志淮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