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德日意法西斯面临全面崩溃,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夺取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共华中局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华中解放区,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和建设人才,决定创办华中建设大学(以下简称建大)。1944年11月21日,华中局在《关于创办建设大学的通知》中指出:“为了适应进一步巩固我根据地及迎接正在迅速发展的有利于我的形势,非有大批的干部实不足以应付。建设大学是为对各地在职干部给予相当的策略教育,以及从根据地知识青年中培养大批新干部的目的而创办的,你们应把动员青年入学作为一个任务。”同时对各根据地应抽调来建大学习的区级、县团级以上干部和每县应保送知识青年的名额,以及学生到校时间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

华中建设大学招生信息(1945年4月5日《江海导报》报道)
1944年11月,设在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盱眙县新铺镇的华中局党校,已经完成了干部整风学习的任务。华中局确定在华中局党校的基础上筹办华中建设大学,任命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兼任建大校长,调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劲夫任副校长,并且抽调一些负责干部担任各系的领导职务。同时在解放区的报刊上登载《华中建设大学招生简章》,还通过敌占区的进步刊物介绍华中解放区开设建设大学的消息。当时建大计划暂设民政、司法、民运、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医学各系,学制为两年,学生入校后学习半年,到根据地实习半年,再返校学习一年,然后分配工作。 |

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与副校长张劲夫
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抽调的干部和保送的知识青年陆续来校,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地下党也选送一批地下工作者、职员、大学生和高中生来建大学习。建大根据师资力量和到校学生的情况,设立四个系和高干班、区干班各一个。
四个系是:民运系,系主任李代耕、副主任方章;民政系,系主任贺希明、副主任姚耐;财经系,系主任陈穆、副主任陈修良;文教系,系主任陈同生、副主任张天民,张天民调走后由朱达章继任。每个系的学生100多人,各系均设政治干事(负责政治思想和党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行政干事(又称队长,负责行政管理和军事训练工作)。系干部和学生中的党员合在一起成立党支部。
高干班,也称研究班,学员是华中局党校留下的和各地调来的县、团级以上干部,他们以自学为主,班主任为朱达章。
区干班学生是区委书记、区长或者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班主任为冯二郎。
校部的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比较精干。顾明(女)任秘书,下设收发室、油印股、医务室;孙湘任组织科科长、林谷任副科长,黄若萍任总务科科长。
学生按照各自的志愿和特长分别编入各系。每10人左右编一个班,民主选举班长(负责行政、生活管理)和副班长(负责学习)。一般由三个班成立一个区队,指定一名学生任区队长,协助队长搞好行政管理工作。有的系是按专业编成区队的,例如文教系设教育、新闻、文艺三个区队。
1945年5月4日,建大在新铺镇的古庙里举行了第一期的开学典礼,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军参谋长赖传珠、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前来参加。大会由张劲夫副校长主持,彭康校长做报告,阐述了创办华中建设大学的重要意义、学校的教育任务和教育方针以及对学生的相关要求。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曾山分别讲话,在祝贺建大成立和开学的同时,阐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对建大和学生提出了期望。会后,各系、班进行了认真讨论,学习正式开始。
建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教育方针,采取上课与讨论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整个学习分为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两个阶段,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各系业务课程的教育。政治课,全校统一上大课;业务课,由各系分别进行。学校除设一批专职教员外,校长和各系的主任都参与分工讲课。
学习时间的安排上,前两个月进行政治学习,由彭康校长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后适逢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因此增加了学习《论联合政府》的课程,由饶漱石讲解。这两门课是政治教育的主课,目的是使学生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有正确的认识,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坚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政治教育结束后即转入业务学习。为了顺利开设业务教育的课程,华中局从华中解放区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根据建大各系每门专业课的要求,在总结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上百万字的教材讲义。专业课由系主任和专职教员讲授,还请党政军民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专家来校做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例如,请梅益、钱俊瑞、范长江、刘长胜等同志作国际形势、新闻工作、党的有关政策等报告,请军部敌军工作部部长刘贯一作“瓦解敌军工作”报告。这些报告内容丰富,事例生动,从实际到理论,大家受益匪浅。
建大学生中一部分是在职干部,在理论上、工作上都有一定的水平和实际经验;一部分是进步知识青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因此在抓好讲课、要求学生领会基本精神的同时,着重组织好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把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引导大家敞开思想提出问题,对不正确的看法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让大家畅所欲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清正确和谬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教学中还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各系经常听取学生对教学工作的反映,教员也召开学生座谈会,征求对授课的要求和意见,充实讲课内容,改进教学工作。由于教学方法得当,教员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学生结合思想动态和工作实际,认真开展讨论,互相启发,抓住主要问题深入钻研,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在职干部和知识青年的政治理论水平、政策策略水平、业务工作水平和革命觉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华中建设大学校徽
建大是在战争环境和贫穷的农村创办的,不仅教学设施匮乏,而且宿舍、床铺、桌凳等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有一部分从大城市慕名而来的学生感到有点受不了。对此,建大通过大力推行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发扬“艰苦奋斗”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传统,领导和干部以身作则,团结全校师生,大家动手,就地取材,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使广大学生快速端正了思想,积极投入到学习之中,在艰苦的学习环境和生活中得到了锻炼。

新铺镇只有几十户人家,周围的村子很小,农民的闲房很少。一部分师生住在老乡的破旧草房里,一部分学生搭建简易土屋作宿舍。床铺更为简陋,很多学生用泥块垒起两道半截土墙,铺上自编的竹排和芦席变成通铺。学习、开会都在住处,床铺既作凳子,也是写字的桌子。住房矮小,下雨漏水,夏天晚上闷热,蚊虫又多,有些同学干脆就睡在了打谷场上。全校开大会、上大课都在新铺古庙的大殿里,学生们坐在背包上或席地而坐,以两膝当桌子记笔记。各系开会、上课则在旷场上或在小树林里。
建大师生实行供给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五钱油、五钱盐、五钱肉、一斤菜、一斤草、一斤半粮食,吃菜以青菜、萝卜为主。系是独立的伙食单位,学生轮流为伙房拣菜、挑水,还到几里至十几里远的地方运回粮草。每个班都分一块荒地,学生开荒种菜,送给伙房。有的还养几头猪,偶逢杀猪,大家就可以开一次大荤改善伙食。
建大教育学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取部队的管理办法,过准军事化生活。干部、学生每天清晨列队、出操;天天为驻地烈军属和房东担水、搞卫生,农忙时帮助收割、种地,军民关系比较融洽。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彭康校长和广大师生一起苦战数日,为新铺镇整修重铺了一里多长的街道。
校部和各系都成立俱乐部,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丰富精神生活。同学中不乏编、导、演、唱各种文艺人才和体育能手,有“土”的,有“洋”的,大家各显神通。最普遍的是大唱革命歌曲,在饭前、课前、会前,学生们都要唱一首歌曲。每逢全校开大会时,各系的同学更是相互拉歌,声音此起彼落,充满革命激情。校俱乐部多次组织全校性的文娱晚会,由各系演出文艺节目。新四军二师和军部的文工团也来建大演出《占鸡岗上》和《雷雨》等大型话剧。每次演出,都在新铺古庙前的广场上临时搭台,点上几盏汽油灯,校、系领导同志和全体师生以及驻地群众争相观看。校部经常组织校内外的篮球、排球比赛,财经系的同学还自制土足球,在旷场上一较高下。
建大第一期业务教育课程进行了一个月,传来了令人振奋的特大喜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师生欢欣鼓舞,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

华中建设大学第一批毕业学员合影
华中局根据新四军各部正向日伪军占据的城市进军、急需大批干部接管新解放城市的新形势,决定建大的学生提前结业,立即分配工作。校部召开了各系负责同志紧急会议,传达华中局的指示,研究执行意见。会后各系分别动员,布置学生迅速做好小结、鉴定,夜以继日地找学生谈话,确定工作去向。全校同学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在8月25日前后就陆续离开建大,奔赴工作岗位。一部分学生由张劲夫副校长率领赴六合前线,配合淮南二师部队攻打和接管六合城;一部分学生由贺希明主任率领去宝应前线,配合苏中一师部队解放和接管宝应城;财经系的一部分学生,随陈穆主任去华中银行工作以及分配到盐管局、供销、贸易等部门工作;文教系文艺队的部分学生,一部分充实到军部文工团,一部分去三师七旅文工团,随黄克诚师长赴东北。建大还有部分干部和学生调往独一军担任部队政治工作(因原汪伪首都警卫二师在钟剑魂师长率领下起义参加了新四军,已经整编为独一军)。建大校部除了少数人员和病号留在新铺镇以外,其余同志在彭康校长率领下于9月3日也去宝应前线。华中建设大学第一期办学结束。

位于今黄花塘镇新铺村的华中建设大学旧址碑
华中建设大学在时局多变、战火纷飞、校址数迁的艰苦下,坚持举办了四期:1944年11月,在淮安市盱眙县,举办了第一期;1945年10月,迁至淮阴学习预科,举办了第二期;1946年3月,在淮阴,又迁至胶东,举办了第三期;1947年5月,在山东的胶东地区,举办了第四期。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总共培训了5000多名调干生与知识青年,他们为新中国的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傅育成,文章来源:“善道文化”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