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中国大地上的救亡热潮汹涌澎湃。古老的淮安县城里，有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赵、钱、孙、李”就是4名姑娘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立志为工农大众服务，并为此改名换姓的故事。

走上革命

1930年代尹公馆全家及尹侣星岳父母合影

1930年代李利全家合影（六妹尹萍尚未降生）

我出生在淮安城里一个颇有“声望”的家庭——“尹公馆”。抗战爆发后，在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深院里，也激荡起抗日救亡的浪潮。我的两个堂哥和我的大姐都投入救亡活动，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淮城，我们全家搬迁到离城30多里的东南乡赵夏庄、戚陈庄一带。次年秋，我也被吸收入党。王树荃、何毓盂、尹珍升和我(尹琇升)4个姑娘编在一个党小组。当时我才14岁，年龄最大的王树荃也不过20出头，4人合起来70岁。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担负着联络群众、传递信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任务。

这一年冬季的一个清晨，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来到马蚁甸。我们党小组四人闻讯后欢腾雀跃，决心离家投军。当我们向领导提出入伍请求时，领导严肃地向我们指出：苏北一带斗争环境十分复杂险恶，部队生活极其艰苦，要忍饥受冻，长途行军，随时可能杀头牺牲，甚至要殃及家庭，要我们充分考虑。“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要抗日，要革命，愿经受任何考验。”我们四个姑娘几乎不约而同地表示决心。很快，我们被批准入伍，编在淮河大队服务团。

鱼水情深

军旅里的艰苦条件是我们城市姑娘做梦也未想过的。它像无情的海浪一排又一排地向我们袭来。但我们毫无怨言，而是革命歌曲不离嘴，有时，还哼起部队里流行的顺口溜:“铺稻草，盖稻草，一觉睡到早饭好。铺的褥子，盖的被，刺刺挠挠正好睡。”

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也极为艰苦。每年秋收后，有的“泥门逃户”，到江南去或打零工或讨饭；有的留在家里忍饥挨冻，等待春耕。我住的一户姓杨的农民家里，他们兄弟几个全是佃农。老三有六个孩子，冬天，没有一件可遮体的衣服，大都光着屁股，靠挤在一床破棉絮里御寒，每天只有两餐稀胡萝卜粥，真是饥寒交迫，在生死边缘挣扎。我们一面尽力资助他们一点衣裤，一面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和八路军为国为民的革命道理。

穷哥穷姐们看到我们不怕吃辛苦，同他们患难与共，就把我们当成知己，还积极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老百姓对我们的深情厚谊也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我们。一次，一个农民从淤田里抓到几条泥鳅，自己舍不得吃，特地留着炖好了拿给我们，还苦苦劝说:“你们为了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忍饥受冻，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这几条鱼就送给你们补补身体，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还有一家捕到一只黄鼠狼，将肉腌起来，专门等我们去时蒸给我们吃。类似这样的事情，像一颗颗闪光的金子，标志着党群干群之间无比深厚的鱼水情谊。

改名换姓

1941年初，淮河大队领导选派服务团部分成员去抗大五分校学习。第一批出发的正是我们4个人。这可太叫人高兴了，连几顿饭都不想吃。

上级领导把介绍信交给我们之后，几个人迅速做好了准备工作。出发前一天的晚上，临睡时，我姐尹珍升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喂，你们想想，出发前还有什么事要做的？”她在4人中论年龄虽排在第三，但在出主意、搞活动上俨然像个大姐姐。也难怪，在秘密党小组时期，人家就是小组长嘛!

“没有啦，万事俱备，只待拔腿！”我模仿京剧里小生的腔调回答，说完还做了个鬼脸。

“鬼丫头，你懂得多少，以后把嘴放钝些!”

是的，我得承认，我不仅年龄最小，当时只有15岁，而且在各方面也的确像个小妹妹。另外两位未吭声，她们知道老三已胸有成竹，就等着她发表吧。

只听尹珍升慎重其事地说道:“我们是城里人，社会关系复杂，现在的家又都在韩德勤部队统治区，家里人对外都说我们分别往南京、上海求学去了，如果我们不改名换姓，岂不要惹出麻烦来吗？”

“对对，是有必要，还是老三想得周到。”王、何二位异口同声地说道。

我撅着嘴，板着脸，未吭声，当然内心也是赞同的。

“那么，怎么个改法呢？最好要有点意义，不能为改而改。”珍升又把问题推进了一步。

“我建议是不是把我们4个人姓名改得像一个集体的样子。”何毓盂补充说。

房间里寂静下来，大家苦思冥想了一阵子。然后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都认为：我们的宗旨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要把自己融化在工农群众之中，就姓“百家姓”吧!《百家姓》上一开头就是“赵钱孙李”这4个姓，我们不正好4个人吗？就用这4个姓再好不过了。这样，我们4人都欢乐起来，拍手称好。

有了姓，还有个顺序和名字的问题。

“我还主张，顺序按年龄排列，我排在第三，姓孙。”珍升提出了新见解。

“那你就叫孙三。”我趁机还击了珍升一下。这次她没有理睬我，只是连续说:“我们的名字也该有点意义，要有革命色彩，但不能过艳过显。”

“我想叫赵蘅。‘蘅’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杜蘅’之‘蘅’，可入药；用它的谐音恒心之‘恒’，革命要有恒心嘛。”这是王树荃自己的选择。

“为革命，为人民，要有百折不回的坚强毅力，我就叫钱毅吧!”何毓孟接着替自己换了名。

“那我叫孙群，群众的‘群’字。” 尹珍升说。

李利夫妇与母亲郝仲英（前右）、大姐尹定（前左）

李利和丈夫蓝瑛

“我叫李利，胜利的‘利’。有了恒心和毅力，再加上群众路线，革命一定会胜利!”

“也添个草字头，用谐音吧。”老大赵蘅婉转地建议道。

“去你的吧，我才不要那些女儿气呢!”我边说边向她白了一眼。

孙群姐对我冲撞人的态度表示不悦，偷偷地瞪了我一下，但没说什么。无疑，她是支持我的用名了。

就这样，赵蘅、钱毅、孙群、李利成了我们四个姐妹的姓名,“赵钱孙李”则成为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作者：邵景元，文章来源：“淮上会”微信公众号；本文据李利口述整理，原载于《鱼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