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是一个家庭主妇，却酷爱进步书籍。抗战期间，她携长子杨本基（杨道生）于成都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毕其积蓄，为党兴办事业；殚其精力，为党掩护工作”， 其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饭店”“抗日客栈”，南来北往的革命青年称她叫“革命母亲”；她于1948年8月脑溢血复发溘然去世，中央直属党委的挽联上称之为“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

这位“革命母亲”就是肖禹。

肖禹1936年在淮安时留影

肖禹，1892年10月10日生于扬州，家境素寒，幼年时饱尝困苦。成人后嫁到淮安城内老西门一户兼营杂货店的杨氏地主家。因娘家贫穷，受尽大家庭里的白眼，这逐步积聚起她对封建旧社会的愤懑，30岁的少妇已是四男二女（包括遗腹子）的母亲了，却于这年成了新孀。杨氏二叔系淮城土劣，每每欺凌孤寡。这既给肖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激发了她的斗志和反抗。儿女们渐大，肖禹把心血和希望投注到下一代身上。她教诲子女们读书要认真，做人要正派，学好本领将来为国家为大众做事。她的良好家教却被二叔斥责为“简直教育儿女当共产党了”。大家庭成员的矛盾已涉及政治取向和人生道路的大是大非。

“九·一八”事变后，次子杨德基（杨述）与淮安中学的同学组织“鲁迅读书会”和“古堡烽火社”，宣传抗日救亡，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颇得母亲的襄助。她免费向进步学生提供笔墨纸砚，还亲自帮助油印各类小报、传单等刊物，时常忙至深夜，乐此不疲。这段时间肖禹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后“烽火社”被县国民党当局查抄封闭，杨述被迫出走，小憩扬州后再读于南京中学，接着考入清华大学。他积极投身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第一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编辑《北平学生》等进步刊物。

抗战爆发后，在杨述的影响和帮助下，母亲肖禹毅然放弃淮安城内五十多间的房产及货店，与杨道生一起携全家老小，有的北上延安，有的西行经武汉再抵成都，都走上革命道路。在成都，肖禹与杨道生慷慨解囊，租赁房屋，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由杨道生任社长兼经理，用以掩护四川党组织的活动。1938年底的中共四川省工委扩大干部会议即于此召开。当然，这里也就成了好多革命者过往时吃饭不要钱的“抗日饭店”。肖禹及长媳均于此加入中共组织。此时，杨道生的党内职务是成都西城区党委书记。后来，事发被捕，杨被军统特务机关视为“大共产党”处以“密裁”，将其暗杀于东郊沙河堡，并用镪水销尸灭迹。烈士于狱中留下铿锵有声的诗句：“中原大地起螣蛟，三字沉冤恨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

杨家旧居堂屋

抗战胜利后，经党组织安排，肖禹携长媳及二孙由重庆飞到延安。离渝时又令四子杨显基回苏北参加家乡革命斗争。到解放区，肖禹革命热情更加高涨，继续勉励儿女们务必增强党性，努力工作，并自信能再为党工作20年。不料患上脑溢血。此后两年多，辗转几省数千里，决不停止工作，党内外会议一应参加，却从未提生活上的要求，每有好担架常让予其他老人。革命母亲在参加一个支部会议后脑溢血复发，不日溘然长逝，享年57岁。领导扼腕，同志哀伤，儿女悲痛欲绝。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为肖禹撰写了碑文：“……笃信真理，教子革命……爱子成仁而不顾，镣铐在前而不屈，险巨备经，忠贞若一……呜呼，大慈大勇，吾党范型。斯人不萎，含哀永念……”中直机关党委及陶承、任锐等一批革命老同志敬送了挽联。

杨述与夫人韦君宜

杨述在促成其家成为革命家庭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于中学、大学读书时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入党，任清华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抗战期间，曾以平津大学生南下工作团身份，路过家乡，发展了几名党员，为淮安抗日救亡活动培养了骨干。先后任武汉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等职。其间曾被国民党逮捕，经周恩来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中央代表团前往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后来，任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以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高校党委第二书记、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杨述夫人韦君宜是著名的女作家，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社长。其小说《母与子》就是以肖禹和杨道生为原型而创作的，胡乔木评价《母与子》“是表现三四十年代地下党活动的无可替代的力作”。韦君宜曾来淮安瞻仰周恩来故居和纪念馆，作为淮安的媳妇她也到淮城西门探视过杨家故地。

杨元记杂货店旧址

母亲肖禹连同四男二女一家7人全部走上革命道路，而儿媳、女婿，以及年龄到位的孙辈们，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者：邵景元，文章来源：“淮上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