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苏北地区，一群“失联”党员和有识之士为了革命理想，不畏艰难、千里迢迢寻找党组织，在党史上留下一段段找党佳话。
这段找党佳话，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自1930年以后，淮安境内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到1935年2月，中共淮盐特委及所辖各县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各地党的活动完全停止。许多党员或被捕入狱、或被迫逃至外地，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们回到家乡，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联合有识之士，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此过程中，“苏北抗盟”等抗日救亡团体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百般阻挠和压制。“失联”党员和有识之士看到蓬勃兴起的抗日运动刚开始就面临夭折，他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主心骨，是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要在斗争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正确打开苏北地区抗日的局面，就必须迅速争取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他们进行持久的抗日斗争。为此他们思党若渴、盼党心切，辗转武汉、山东等地，历经两年终于找到了党，迎来了党的领导。
宋振鼎武汉找党，得到党的指示。宋振鼎，淮阴西坝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淮阴店员支部书记、中共淮盐特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淮阴县委书记、共青团淮盐特委书记。1937年冬，由于失掉党组织关系，宋振鼎由上海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张爱萍、吴仲超，希望帮助恢复组织关系。张爱萍、吴仲超与他谈了当前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等问题，动员他回到苏北，在家乡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动广大群众，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他们特别强调：目前失掉党组织关系的或是从监狱中出来的同志，先要把工作搞起来，等时机成熟，党组织会主动去找他们的。宋振鼎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他带着这个指示回到家乡后，把涟水、淮阴、泗阳、淮安等县的一些同志聚集起来，经过多次商议和研究，于1938年２月19日在淮阴城周湘庭家成立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简称“苏北抗盟”）。“苏北抗盟”的成立得到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允许，取得合法的地位，很快在涟水、淮安、淮阴、泗阳、阜宁等地成立分会，在宝应、高邮、泰兴、泰州等地也建立了联系。同时在涟水办了一个抗日训练班，吸收不少抗日爱国青年。宋振鼎这次武汉找党，把党的抗日决心与方针带给了淮安人民，并把各地抗日骨干组织起来，成为淮安抗日救亡的新起点。
陈书同初衷不改，上海、武汉找党。1928年9月，19岁的陈书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涟水“八一”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疯狂屠杀，一面诱降瓦解，很多共产党员牺牲或被迫外逃。陈书同坚定地认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像火一样，要燃烧，要照亮黑暗的地方，把光明带给整个世界。”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以当伙夫、卖袜子为掩护，坚持开展地下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1932年冬，中共淮盐特委与中共江苏省委失去联系，派去上海找组织的两位同志先后被捕入狱。陈书同主动请求赴上海找党。他千方百计筹集了路费，历尽艰险到了上海，以拉黄包车、当警察维持生计，暗中寻找党组织，却一直未能如愿。他在日记中不断鼓励自己：“要忍受精神上、生活上的痛苦，以期找到党和革命的成功，我要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1938年3月，陈书同受“苏北抗盟”的委派再次去武汉找党。他带着《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章程》和工作报告，向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汇报情况，并请求党派干部到淮安工作。董必武听取汇报后指出：“一、苏北地处抗日前沿，可能很快沦入敌手，要抓紧时间组织动员人民，抗日要依靠民众，只要团结住民众，就有办法抗战到底；二、党在武汉也很缺乏干部，抽不出干部去苏北，八路军已去山东，苏北离山东近，可以主动和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董必武的这些重要指示，给淮安人民寻找党组织活动指明了方向。
李干成、孙海光、朱慕萍等人坚持北上找党。1938年6月，孙海光（灌南早期共产党员）由中共特别党员李欣介绍，第一次前往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找党，由于情况没有搞清，未能解决组织关系而返回。年底，孙海光、李干成（涟水抗盟负责人）在李欣的陪同下，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所在地沂水王庄汇报苏北抗日斗争的进展情况，请求上级党组织派人领导淮安的抗日救亡工作，重建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三人终于到达沂水王庄，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的热情接待。在听取李干成的汇报和工作经历后，程照轩认为其组织问题的解决须向中央请示，因此让他们先回涟水，一边工作，一边等待中央消息。
1938年12月，朱慕萍、陆亚东受李干成等人委派去中共苏皖特委所在地邳县铁佛寺找党。朱慕萍早年在上海加入党组织，后来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党失联，依靠讨饭度日，坚持找党找了两个多月。因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没能找到党的线索。但他毫不灰心，决定北上找党，并写信回家要钱做路费。家中已三年多没有他的音信，年迈的老母亲想儿子想白了头发。老母亲在得知他还尚在人间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让女婿去上海将他强行带回家。回到家乡涟水后，他参与组织涟水“抗日同盟会”，在家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朱慕萍对妻子说：“找党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打日本鬼子还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这次去北边找党，顺利的话很快回来。如果党一时派不出人来，我就在那里等。党什么时候派人了，我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日夜兼程赶到邳县铁佛寺，找到中共苏皖特委，提出派人到淮（阴）、涟（水）开展党的工作的请求。特委领导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向他们解释，当下急缺干部，一时派不出人到淮涟地区，让他们先回去。两个倔强的青年在那里住了两个月，期间朱慕萍向组织详细汇报自己此前去上海找党的经历，表达了几年来当地人民盼望党的迫切心情，表示一定要把组织带回去。特委领导被他们的诚意和精神打动，终于决定派张芳久、高兴泰、戴曦到淮涟地区恢复发展党的工作。1939年2月21日，三人由朱慕萍、陆亚东带路，来到了涟水朱慕萍家。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淮安人民满怀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地外出寻找党组织。找党过程中，他们历经艰险而不放弃，一次不成再去一次。之所以有如此壮举，源于他们不忘初心，始终保持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党领导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成为鼓舞他们一次次外出找党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和中共苏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巩固鲁南，向苏皖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淮安人民找党的强烈愿望，先后派遣几批干部深入淮安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淮安人民的抗日斗争。
淮安各地的抗日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淮安人民的找党活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曾经微弱的革命火种，借着抗日救亡的强劲东风，在淮河两岸重新燃烧，越烧越旺。
（作者：成静，文章来源：《淮海晚报》2024年7月8日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