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苏北地区,一群“失联”党员和有识之士为了革命理想,不畏艰难、千里迢迢寻找党组织,在党史上留下一段段找党佳话。
这段找党佳话,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自1930年以后,淮安境内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到1935年2月,中共淮盐特委及所辖各县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各地党的活动完全停止。许多党员或被捕入狱、或被迫逃至外地,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们回到家乡,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联合有识之士,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此过程中,“苏北抗盟”等抗日救亡团体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百般阻挠和压制。“失联”党员和有识之士看到蓬勃兴起的抗日运动刚开始就面临夭折,他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主心骨,是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要在斗争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正确打开苏北地区抗日的局面,就必须迅速争取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他们进行持久的抗日斗争。为此他们思党若渴、盼党心切,辗转武汉、山东等地,历经两年终于找到了党,迎来了党的领导。
宋振鼎武汉找党,得到党的指示。宋振鼎,淮阴西坝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淮阴店员支部书记、中共淮盐特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淮阴县委书记、共青团淮盐特委书记。1937年冬,由于失掉党组织关系,宋振鼎由上海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张爱萍、吴仲超,希望帮助恢复组织关系。张爱萍、吴仲超与他谈了当前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等问题,动员他回到苏北,在家乡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动广大群众,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他们特别强调:目前失掉党组织关系的或是从监狱中出来的同志,先要把工作搞起来,等时机成熟,党组织会主动去找他们的。宋振鼎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他带着这个指示回到家乡后,把涟水、淮阴、泗阳、淮安等县的一些同志聚集起来,经过多次商议和研究,于1938年2月19日在淮阴城周湘庭家成立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简称“苏北抗盟”)。“苏北抗盟”的成立得到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允许,取得合法的地位,很快在涟水、淮安、淮阴、泗阳、阜宁等地成立分会,在宝应、高邮、泰兴、泰州等地也建立了联系。同时在涟水办了一个抗日训练班,吸收不少抗日爱国青年。宋振鼎这次武汉找党,把党的抗日决心与方针带给了淮安人民,并把各地抗日骨干组织起来,成为淮安抗日救亡的新起点。
陈书同初衷不改,上海、武汉找党。1928年9月,19岁的陈书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涟水“八一”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疯狂屠杀,一面诱降瓦解,很多共产党员牺牲或被迫外逃。陈书同坚定地认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像火一样,要燃烧,要照亮黑暗的地方,把光明带给整个世界。”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以当伙夫、卖袜子为掩护,坚持开展地下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1932年冬,中共淮盐特委与中共江苏省委失去联系,派去上海找组织的两位同志先后被捕入狱。陈书同主动请求赴上海找党。他千方百计筹集了路费,历尽艰险到了上海,以拉黄包车、当警察维持生计,暗中寻找党组织,却一直未能如愿。他在日记中不断鼓励自己:“要忍受精神上、生活上的痛苦,以期找到党和革命的成功,我要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1938年3月,陈书同受“苏北抗盟”的委派再次去武汉找党。他带着《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章程》和工作报告,向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汇报情况,并请求党派干部到淮安工作。董必武听取汇报后指出:“一、苏北地处抗日前沿,可能很快沦入敌手,要抓紧时间组织动员人民,抗日要依靠民众,只要团结住民众,就有办法抗战到底;二、党在武汉也很缺乏干部,抽不出干部去苏北,八路军已去山东,苏北离山东近,可以主动和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董必武的这些重要指示,给淮安人民寻找党组织活动指明了方向。
李干成、孙海光、朱慕萍等人坚持北上找党。1938年6月,孙海光(灌南早期共产党员)由中共特别党员李欣介绍,第一次前往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找党,由于情况没有搞清,未能解决组织关系而返回。年底,孙海光、李干成(涟水抗盟负责人)在李欣的陪同下,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所在地沂水王庄汇报苏北抗日斗争的进展情况,请求上级党组织派人领导淮安的抗日救亡工作,重建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三人终于到达沂水王庄,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的热情接待。在听取李干成的汇报和工作经历后,程照轩认为其组织问题的解决须向中央请示,因此让他们先回涟水,一边工作,一边等待中央消息。
1938年12月,朱慕萍、陆亚东受李干成等人委派去中共苏皖特委所在地邳县铁佛寺找党。朱慕萍早年在上海加入党组织,后来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党失联,依靠讨饭度日,坚持找党找了两个多月。因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没能找到党的线索。但他毫不灰心,决定北上找党,并写信回家要钱做路费。家中已三年多没有他的音信,年迈的老母亲想儿子想白了头发。老母亲在得知他还尚在人间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让女婿去上海将他强行带回家。回到家乡涟水后,他参与组织涟水“抗日同盟会”,在家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朱慕萍对妻子说:“找党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打日本鬼子还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这次去北边找党,顺利的话很快回来。如果党一时派不出人来,我就在那里等。党什么时候派人了,我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日夜兼程赶到邳县铁佛寺,找到中共苏皖特委,提出派人到淮(阴)、涟(水)开展党的工作的请求。特委领导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向他们解释,当下急缺干部,一时派不出人到淮涟地区,让他们先回去。两个倔强的青年在那里住了两个月,期间朱慕萍向组织详细汇报自己此前去上海找党的经历,表达了几年来当地人民盼望党的迫切心情,表示一定要把组织带回去。特委领导被他们的诚意和精神打动,终于决定派张芳久、高兴泰、戴曦到淮涟地区恢复发展党的工作。1939年2月21日,三人由朱慕萍、陆亚东带路,来到了涟水朱慕萍家。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淮安人民满怀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地外出寻找党组织。找党过程中,他们历经艰险而不放弃,一次不成再去一次。之所以有如此壮举,源于他们不忘初心,始终保持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党领导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成为鼓舞他们一次次外出找党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和中共苏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巩固鲁南,向苏皖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淮安人民找党的强烈愿望,先后派遣几批干部深入淮安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淮安人民的抗日斗争。
淮安各地的抗日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淮安人民的找党活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曾经微弱的革命火种,借着抗日救亡的强劲东风,在淮河两岸重新燃烧,越烧越旺。
(作者:成静,文章来源:《淮海晚报》2024年7月8日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