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率部向皖南集结。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抵达皖南后，兼任民运部长，负责领导皖南抗日民众运动。他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5月7日，邓子恢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0年春，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率部取得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同年8月至1941年5月任皖东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1940年11月至1941年2月，兼任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未到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邓子恢先后任军部政治部主任、第四师政委兼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中共淮北区委书记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在淮北抗日根据地，他领导了根据地的全面工作，与彭雪枫等一起对第四师进行整编、整训，大力开展建军工作，开展根据地党政军和经济社会等各项建设，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他领导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不断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挺进江北，参与组建江北指挥部，整顿第四支队，组建第五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

1939年4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敌后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地区，在战略上为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基于这样的分析，作出如下决策：成立江北指挥部，使之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中共中央在指示中强调指出，江北指挥中心应有大将主持，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

为贯彻党中央东进方针，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统一领导，发展皖东抗日武装力量，张云逸先期到达江北，邓子恢和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作为新四军派出的大员，随军长叶挺过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5月5日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责成邓子恢负责对第四支队进行整顿。江北指挥部没有设立政治委员，政治部仅有一个科长和几个干部，各部队政治机关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力量比较薄弱。邓子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和困难条件下，挑起了新四军江北部队政治工作的重担。

邓子恢深入第四支队向广大指战员传达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指示，并对第四支队进行组织整顿。邓子恢指出：第四支队目前处境十分困难，西边大别山地区已经为国民党桂系部队占领，皖东津浦沿线是日伪控制区域，这样第四支队面临着日伪军和顽军两面夹击的危险。而皖东在整个华中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日伪顽军早就注意到这一地区，而且都已经在那里发展了各自的势力，因此第四支队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方针，迅速向皖东敌后推进，摆脱日伪顽夹击的不利局面，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

江北指挥部为了继续贯彻实施党中央的东进计划，对部队作了调整，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1939年11月到职），辖第七、九、十四三个团；以原第四支队八团为基础，于7月1日在定远县藕塘扩编成立第五支队，以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委，辖第八、十、十五三个团。同时，充实和加强了江北游击纵队。

部队经过扩编整顿，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当时，张云逸尚在大别山区与国民党桂系部队协商统一战线，邓子恢等领导江北指挥部，率领第四、第五支队迅即开赴津浦路东西两侧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初期，邓子恢除了在江北指挥部以外，许多时间在第五支队工作，同罗炳辉、郭述申一起领导第五支队跨越津浦铁路，深入皖东敌后，指挥部队进行了火烧来安城和攻打盱眙等战斗。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的局面。

当时，第五支队要同时对付敌伪顽两面夹攻，斗争错综复杂。邓子恢以其旺盛的革命热情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帮助这支新建的部队成长壮大。这一时期，邓子恢日夜操劳，为革命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工作常常超过17个小时，一手按着腰，忍受着内战时积下的腰痛病，找干部群众谈话，或写文章。一次又一次找有关同志交换意见，制定了“三七分租”对半减息”废除旧债”等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政策，出台并实施惩办汉奸、组织农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1940年3月1，张云逸指挥打电话要求身边的同志关心邓子恢的身体，不要让他过于疲劳。

邓子恢是一位很有鼓动性的演说家。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邓子恢以诚恳朴实、平易近人的作风，与干部战士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在炎热的夏天，他脖子上挂条毛巾，穿着汗衫，摇着蒲草扇；三九天，冒着冰雪严寒，没有扩音器，就用喝茶水的办法润嗓子，提高讲话音量，讲起话来就像拉家常。第五支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是来自大别山区的穷苦农民。邓子恢给他们讲大别山的风俗人情、山川物产和贫苦人民受苦受难的状况，讲大别山人民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许多情况连大别山本地来的指战员都不了解。大家都非常钦佩邓子恢知识渊博，愿意与他亲近，喜欢听他的报告。津浦路东地区流传着一个说法：邓老（指邓子恢）每会必到，每到必讲，每讲必长。他讲话不用稿子，讲得自然生动。当讲到大家关心的吃饭和婚姻问题时，语重心长，打动人心。他把井冈山的斗争经验，结合皖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地方和部队干部反复介绍。有些场合，犹如上课，有时又犹如拉家常。那时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得什么叫革命人生观，他就结合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来讲解，有血有肉，深入浅出，慢慢地大家也就懂了。

邓子恢深入部队，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从来不摆架子。有一次部队“抗敌剧团”在汊涧为江北军政干部学校演出，缺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演员担任党代表角色。剧团负责人便找到邓子恢，请他担任这个角色，邓子恢欣然答应，而且演得很成功。这件事在淮南广为流传。有人问邓子恢，他说演戏也是革命工作，只要革命工作需要，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可以做普通一兵所做的事。

1940年2月7日至16日，在邓子恢的直接指导下，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半塔召开了全支队政治工作会议，史称“二七”政治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向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机关干部传达了中原局会议精神，以及刘少奇关于“立即准备反磨擦、不反磨擦没有根据地、非反磨擦不可”的指示。要求第五支队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坚持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当时参加会议的五支队政委郭述申后来回忆说：“新四军五支队在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指导下，1940年2月7日到16日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与刘少奇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原局的决定。会议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根据地和准备反磨擦，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进攻，以及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开展阶级教育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二七’政工会议的召开，对五支队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邓子恢十分注重部队的政治教育。江北新四军各部整编之初，部队中文化水平很低，多数干部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革命道理知道得较少，连什么叫民主革命、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什么叫顽固派都不清楚。为此，他专门组织人员编写政治教材，并亲自编写其中的一些章节。他对政工干部提出，要使我们的部队从根本上懂得革命道理，就必须让战士理解中国各阶级的状况与相互关系，加强全体指战员的无产阶级观念。

邓子恢还组织人员编写了一本名为《我们的出路》的通俗教材。当年许多与邓子恢共事的新四军领导人和他的部属，常常提及此书。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前，部队既看不到报纸，又没有什么书看，连公开发行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也看不到。这本政治教材成了部队的启蒙教材，为教育部队指战员创建根据地坚持抗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子恢后来回忆道：“记得当时我们编写了小册子，名叫《我们的出路》，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工人、农民是世界的主人，工人、农民要求解放，只有起来革命，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建立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来同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从民族解放到社会解放。这本小册子后经刘少奇审查编印发下去，在江北部队中起到了良好作用。”

邓子恢常常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形式，做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政权机关未建立之前，可用部队政治部的名义出安民布告，行使政权的职能。邓子恢亲自拟定布告，随即印好，到处张贴。同邓子恢朝夕相处的五支队政治委员郭述申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五支队和江北指挥部的文件和布告差不多都是出自他手，他写好以后用五支队、郭述申、罗炳辉的名义发出。他写东西很快，文字也很好，工作起来总是口中嘘嘘有声，很快就好了。”

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东进方针，领导开展反磨擦斗争，指挥半塔保卫战，稳固路东局面

1939年冬，为了加强华中地区党的领导，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原局到达淮南津浦路西定远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一到江北指挥部，即向邓子恢等传达了中央要求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正确路线。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于津浦路西及时召开了三次党的中原局会议，决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和反磨擦斗争策略，初步解决了关于华中发展方向、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根据地建设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刘少奇的到来及其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使邓子恢倍感亲切，心情极为舒畅。他感到从此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对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退顽固派的磨擦战胜日寇，信心倍增。在讨论刘少奇的传达报告时，邓子恢发言表示坚决拥护，痛感1938年和1939年的最有利时机已经失去。作为新四军和江北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认为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检讨了这一失误：“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就是没有这样明确的思想，要打屁股。”刘少奇听了笑着说：“大部分同志是学习没有搞好，要学习，不要打屁股。”

自从刘少奇召开中原局会议以后，邓子恢再也不必受过去那些批评的束缚，公开地、理直气壮地提出发展“人、枪、款”，获得了许多同志的赞成。关于这一点，邓子恢有自己的感受。在皖南军部时期，邓子恢等人曾提出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扩大兵员，并设法征收税款，以补充军费。他的主张受到了批评，被说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作为军政治部副主任和民运部长，他一直坚持党的原则立场。每次外出检查工作，总要带上几个宣传员，每到一处，召集群众开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抗日救国，争取新区群众了解和支持新四军。邓子恢在后来曾说，这个保证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好像适时而来的春风和雨，迅速在江北开创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发展的新气象。

刘少奇号召所有江北部队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东进决心：“向东发展，一直发展黄海边；不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并指示江北指挥部：应在皖东全境、江苏西部，积极开展地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武装力量，创建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第四、第五支队建设成为坚持皖东斗争的骨干和向北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决定：由刘少奇和徐海东率第四支队在津浦路西，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率领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分头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结束以后，邓子恢赶到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召开专门会议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使广大指战员对当前形势和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有了明确的理解。

在开辟根据地的斗争中，邓子恢重视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当作头等大事，亲自主持制定了《群众工作细则》；亲自给干部作报告，阐述抗战中尤其在没有自己政权的条件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赢得了群众，就赢得了社会”，就有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坚固基础。第五支队东进路东时，他把第四支队服务团拨给五支队，要各团都组建政工队，连队也有民运工作小组，专职做群众工作。以苏皖边界的半塔为中心，分兵于天长、扬州、六合、仪征、来安、滁县、嘉山、盱眙等八县，随军深入农村集镇，协同地方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扩建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有了初步的基础。第四、第五支队由原来的5000余人发展到1万多人。所有这些，为不久以后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苏北并打破日伪顽势力的夹攻准备了条件。

邓子恢关心群众利益。当部队一进入淮南中心区——来安县东北半塔集时，邓子恢就布置工作队抓紧开展群众工作。这个小集镇，只有十多家小店，大部分是农户，平时没有什么生意。几个工作队员在一家皮匠店门口宣传，被皮匠赶走，说妨碍他做生意时，邓主任即说，做宣传不应该妨碍群众利益，照顾到群众利益宣传才会有效，要对这个皮匠进行个别工作。第二天，他也参加个别访问，经过几次交谈，这个皮匠很快向我们靠拢了，并且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不久成了淮南地区工会的领导干部。

在邓子恢直接指导下，第五支队以新四军的名义，由政治部民运科、战地服务团、各团政工队、营政工组以及中共路东省委的人员，组成民运工作队，分别派到各团、营驻防的区域。他们深入基层，宣传和组织民众，很快就建立起工抗、农抗、妇抗、青抗等各类抗日民众团体。与此同时，他们又积极配合和帮助路东省委在各地区恢复、建立党的县、乡级组织，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动员民众捐粮捐款支援抗日，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加地方抗日武装和新四军。至1940年春节（2月8日）前，路东地方抗日自卫武装共组建了7个游击大队，下辖13个中队。大部分队员经过短期训练和战斗锻炼，就被吸收编入五支队主力部队。除补充战斗减员外，部队总兵力发展到6000多人，比第五支队成立时增加了一倍，在以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集中优势兵力，在津浦路西击退桂系顽军的进攻，一举夺取定远县城。战斗的硝烟刚刚散去，江北指挥部即决定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命指挥部统战科科长魏文伯为定远县县长。

这是新四军在津浦路西成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邓子恢对此特别重视，不仅请部队为魏文伯缝制了一套崭新的蓝色士林布制服，还亲自陪同他去定远上任。他们到达定远，各区民运工作组干部和全城的士绅商民数千人，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邓子恢向大家介绍了新任县长魏文伯，定远县的士绅们看到这位新四军的高级将领胸怀如此开阔豪爽，对他们待如上宾，以诚相见，深为钦佩感动。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邓子恢在成立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宣传新四军的抗日救国政策，阐述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性质与任务，希望全县人民帮助和支持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共同做好抗日工作。

2月间，刘少奇在津浦路西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邓子恢从路东赶来参加。会议结束后，邓子恢日夜兼程赶回路东第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在“二七”政工会议上，邓子恢传达了中央指示和中原局作战方针，要求立即准备投入反磨擦争。传达后全军振奋，这就为随后发生的半塔镇自卫反击战作了有力的思想动员。不久，堵截了企图出逃扬州地区的国民党军盛子瑾部，迫使盛部2000多人缴械，大大振奋了士气，第五支队在兵员和武器装备上得到了补充，为不久以后的反磨擦争做了兵力和装备上的准备。

正当刘少奇率领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在津浦路西对桂顽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韩德勤趁新四军在路东防务空虚，集中了8个团约1万兵力，突然于1940年3月21日凌晨向半塔集及周围各驻军发起猛烈进攻。

在第五支队指导帮助工作的邓子恢和留守路东的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等被包围在半塔指挥部里。他们一方面急电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报告战况，一方面指挥仅有的一千余守军，奋起自卫还击。由于邓子恢同志平日做好了发动群众的工作，指挥机关得到群众的大力掩护，教导队和主力营得到地方民兵的有力配合。

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复电：“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邓子恢当即主持军事会议，提出方案。会议决定，要等待路西援军到达，必须坚守七天以上。调原来扼守半塔北部古城、西高庙的十团两个营和特务营迅即驰援半塔。邓子恢凭其在苏区游击战争中的经验，在部队干部、党团员中开展战时政治工作，他要求干部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做到沉着勇敢，要求党团员起先锋模范作用。我军士气很高，越战越勇。敌人虽数倍于我军兵力，但一次又一次进攻均被我军打退。

在援军到达后，张云逸、邓子恢等于3月29日分别指挥各参战部队，在半塔周围阵地全线出击，分三路向敌人反击，歼敌3000余人。接着又乘胜追击，把韩德勤部主力赶到三河以北。至4月9日我军占领马坝，才停止追击，巩固阵地。

至此，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掌握之中，开辟和巩固发展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后方，并为我军继续向东发展，建立苏中、苏北、淮北等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前进基地。半塔保卫战的胜利，是华中新四军反顽斗争中第一个重大胜利。陈毅军长曾经指出：“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充分肯定半塔自卫反击战的重大意义。

三、主政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成立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华中地区第一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

击退桂、韩两顽的磨擦之后，邓子恢在刘少奇领导下，担负起了领导皖东抗日根据地全部地方工作的重任。他利用暂时缓和的局面，抓紧时机发动群众，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1940年3月中旬至8月，他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根据中原局指示和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精神，废除了原来敌伪顽一切旧政权，在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任命了12个县长，在各县建立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保护好淮南津浦路东这个打通淮北、苏北以及淮南根据地的重要战略位置，负责华中局的刘少奇决定把邓子恢留在津浦路东主持工作。津浦路东相继成立了来安、嘉山、六合、盱眙、天长、仪征、高邮、淮宝等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皖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工作，并于4月18日正式成立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和联防司令部，公推原六合县县长贺希明为办事处主任。4个月后，在8月20日召开的第三次联防委员会议上，改选邓子恢为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为副主任。至此，地跨津浦铁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皖东取得成功，很多革命知识分子陆续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投奔到皖东参加各级政权建设，一些原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公职人员和开明绅士，也纷纷向新四军靠拢，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

抗日联防办事处充分利用半塔保卫战以后出现的有利局势，展开大规模的群众发动工作。邓子恢结合皖东的实际情况及中央的政策方针，草拟了一个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纲领，提出“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规定惩治汉奸，组织农会，组织人民抗日政府等办法。同时，将从大别山来的2000多名干部派赴各县，发动减租减息斗争，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每次干部工作队出发，邓子恢都要召集大家讲话，交待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

贯彻党的“三三制”政权的政策，争取了包括开明地主和绅士在内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与我们党和新四军部队一起参加抗日。

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在解决劳动人民和财主的关系中，实行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旧账停息还本”，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群众负担减轻，衷心拥护抗日民主政府。

邓子恢在发动农民的工作中，既要求重视思想教育，也要求解决物质利益。他常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召集农民大会，发动减租减息，指导农村工作，被大家称为“群众运动专家”“民运工作专家”。

为了迅速发展和巩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邓子恢一如既往，像在闽西和皖南工作一样，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津浦路东的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迅速发动起来，各县、区、乡相继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抗日自卫队，各乡成立农民协会，到1940年上半年，在邓子恢主持领导下的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根据地的党、政、军各方面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有了可靠的保障；部队的兵力补充，有了可靠的来源。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政令所及人口近100万。县、区武装发展到9000多人，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军发展到近10万人；各级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儿童团也相继建立。另外，还在边缘地带建立了游击区。

当时，我军正处于与敌、顽的三角斗争环境中，总的说是进行游击战争。邓子恢常常告诫大家：对敌与对顽斗争，在策略和战术的运用上，应有不同。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我们建立的是抗日民主政权，又与苏区时有所不同。然而，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根本问题上，过去苏区时的好多经验，仍然是值得学习的，只是具体政策不同而已。邓子恢指出：过去是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要把投敌当汉奸的地主，以及假抗日、真反共的地主，同有爱国心的开明地主，在政策上区别开来，区别对待。他还强调：要依靠群众，就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关心群众，保护群众利益；要善于发现积极分子，依靠积极分子来团结广大群众。对于如何树立群众观念，如何走群众路线，邓子恢告诉大家：这是革命工作的基本功。只有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基层政权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才能巩固。

津浦路东地处南京背后，江淮之间，过去是华北与江南的桥梁，今天是苏北与华中各抗日据点联系的枢纽，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就等于在敌人的后背打下一个桩子，可以很好地牵制敌人。新四军在这一必争之地创建了根据地，自然被日伪顽视为心腹之患。抗日根据地的反动地主，还有形形色色的恶霸、帮会以及暗藏的汉奸和国民党特务，在韩顽、桂顽的策动和支援下，网罗一批兵痞、流氓，积极策划反革命的武装暴乱，残害基层干部，袭击基层政权。

1940年7月，津浦路东的新四军主力分别开赴三河以北地区和路西，执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反磨擦斗争的任务。津浦路东的地主反动势力一看时机已到，四处活动，组织暴乱。天长县恶霸李彦夫、吴敬修，盱眙县永兴乡帮会头子惠绍生，嘉山县戴港反动头子罗秀文等反动武装穷凶极恶残害我抗日政府干部。为配合反动地主的武装暴乱，路东周围的国民党顽军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压过来。韩德勤部派其常备第十旅两个团由蒋坝偷渡三河，企图进犯盱眙。这次武装暴乱东西呼应、里应外合、四处蔓延，前后历时半个月，给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新四军及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来一个“措手不及”，对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恐慌，一时间津浦路东地区黑云压城。

面对这次暴乱，第五支队根据中原局和邓子恢的指示，集中相应兵力，与地方武装、保安部门相配合，镇压暴乱，坚决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根据地的安全。五支队十团首先击溃配合暴乱的韩顽两个团兵力，后在盱眙地方武装和保安部门的配合下，迅速平定了大通、永兴、泥沛等地的反动地主的暴乱，其他暴乱分子在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强大的军事镇压和政治争取中，随即土崩瓦解，反动暴乱被彻底粉碎。日伪顽在路东，特别是在盱眙地区的武装力量被彻底摧毁。

在平暴的紧张日子里，邓子恢夜以继日，坐镇指挥，并审理重大案件，和其他同志一道，领导为数不多的战斗部队和各县军民的果敢行动。接着，邓子恢指示各区乡抗日民主政府，顺势而为，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群众看到那些平时在乡里作威作福的恶霸一个个被镇压了，都为新四军帮他们除了大害、解了心头之恨而高兴，积极支持新四军平定反革命暴乱。

然而，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却更加决心消灭这块离他们的巢穴南京近在咫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加紧派遣侵略军和伪军对路东根据地实行“扫荡”。8月下旬，邓子恢刚刚主持开完第三次津浦路东联防委员会议，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反“扫荡”战斗。从9月5日开始，日伪军对淮南津浦路东发动所谓的“七路大扫荡”，先后占领了来安半塔集、自来桥，天长的汊涧，六合的竹镇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集镇。路东新四军与地方武装力量密切配合，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穿插于日伪据点之间，袭击与消灭敌人。经过12天的连续作战，消灭日伪军600余人，迫使敌人于9月17日停止“扫荡”。

邓子恢重视发展地方武装，壮大主力部队。根据刘少奇“革命的兵要招”的指示精神，邓子恢亲自拟定了扩军计划，并到各部队进行传达布置。在百忙中还亲自发展了几名新战士，有力地推动了扩军工作。华中敌后抗战要有经常保卫人民利益的地方武装，路东地区区有中队，县有大队，并逐步建立独立团。在粉碎敌人“扫荡”后，成立了路东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路东地方武装。地方武装发展了，可以逐步升级为主力部队，充实和加强主力部队。

作为这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带领根据地的军民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等方面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之成为华中地区最为巩固的一块根据地。在1942年初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皖东特别是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其他各根据地相比，是最好的，最正规的。

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邓子恢就根据当时当地的形势与特点，与根据地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制定了今后工作的总方针。这就是“建立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

关于这一工作总方针，关键是两点，一是要“坚持路东敌后抗战”，二是要“长期坚持”。对此，邓子恢作了这样的解释：为什么要坚持路东敌后抗战呢？“为的是在此牵制敌人，消耗敌人，破坏敌人‘以战养战’的计划”，同时在这个根据地里造就抗日民主力量，以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那么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呢？邓子恢认为，“这是因为路东是敌后重地，处在敌、伪、顽三方夹击中。路东有了进步力量，但还不够壮大，而全国反攻又不是马上到来，所以不是一下子所能获得最后胜利，而须长期坚持，一切都要做长期打算。”

为了贯彻实施这一工作总方针，邓子恢特别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他从过去创建中央苏区的经验中知道，根据地的建设，除了人民军队的强大与民众的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是维系根据地生存的指挥中枢。他也很清楚，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总方针是建立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体制与方针政策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

1941年1月13日至18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了津浦路东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选举邓子恢为参议长。会议第二天，邓子恢代表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所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在这份长达5万多字的报告中，邓子恢全面阐述了路东抗日根据地一年来的工作成就和今后的工作方向。

就津浦路东地区所处环境，邓子恢总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路东根据地是敌人汉奸及亲日派的眼中钉，而为敌我必争之地；第二、敌伪不断“扫荡”，用各种方式向我进攻；第三、顽固派多方压迫与反共军不断的武装进攻；第四、路东有了进步的、抗日的、民主的力量。

关于今后的努力方向，邓子恢明确指出：路东军民当前奋斗的总目标，是巩固和扩大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更有力地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达到牵制敌人，消耗敌人，同时继续生长新的抗日民主力量，来配合全国军民坚持团结抗战，制止投降分裂危机，准备反攻力量，争取最后胜利之到来。为达到此目标，我们必须更加团结，更加民主化，更加彻底去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日建国纲领，以便动员更广大人力、物力、财力、武力、智力，配合新四军，粉碎敌人“扫荡”，制止反共军进攻，以巩固和扩大路东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邓子恢还从八个方面论述了路东根据地巩固的可能条件。从军事工作、经济建设、财政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锄奸工作、禁烟禁毒工作、民运工作、瓦解敌伪军工作、政权。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还主持讨论制定了若干政策法令，《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这是一份完整的施政纲领，对根据地的民、财、建、教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纲领性的规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原在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下的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编为第二师，由张云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委，罗炳辉为副师长，周骏鸣为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未到职）。1月25日，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

此时，邓子恢留在淮南半塔，领导第二师改编。3月18日，张云逸和邓子恢在淮南主持召开第二师政治工作会议（即“三一八”政工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全面总结了开创淮南根据地的经过以及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阐明了把二师建成正规军队的重要意义，与会同志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会后，邓子恢指示编演宣传阶级斗争和激发民族仇恨的戏剧，邀请由八路军南下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的同志介绍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请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的干部介绍事变经过和国民党残酷杀害皖南抗日武装的罪恶行径。这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大大激发了部队抗日救国热情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

四、视察淮北和第四师工作，指导皖东北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帮助彭雪枫整顿第四师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皖东北根据地一度被日伪军蚕食。1941年2月，由张爱萍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九旅由淮海区西进，经过40多天连续作战，扫除了敌伪据点，恢复了皖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地区。皖东北根据地虽已收复，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巩固与建设这块根据地。张爱萍知道，邓子恢在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派邓子恢到皖东北主持党政工作。5月2日，毛泽东电函陈毅、刘少奇，同意张爱萍的请求，调邓子恢赴淮北路东主持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

5月，根据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同时组成华中军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

邓子恢接到刘少奇来电，要他到盐城军部就职。他正准备出发，又得到军部电报，令其赴盐城时，先率一个巡视团绕道淮北抗日根据地，视察淮北的工作，并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帮助在淮北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对第四师进行整顿。邓子恢奉命北上淮北，目的地就是位于洪泽湖畔苏皖边区的皖东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四师的驻地。

不久，邓子恢率梁国斌、张凯、黄明东等人，从半塔出发，经淮宝前往淮北。5月下旬，邓子恢一行到达高良涧洪泽湖渡口，看到一个要饭的孩子光着屁股，十分可怜。他把小孩叫到身边问道：“小鬼，你为什么不穿裤子？”孩子告诉他，家住洪泽湖里的船上，因为穷，买不起衣服，这几天家里揭不开锅了，父母亲让他上岸来要饭吃。邓子恢脱下自己一条单裤给孩子穿上，又买了几块大饼送给他。送走了孩子，他们登上渡船，直抵半城。

邓子恢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由于根据地恢复时间短，不少地方没有党组织，许多村庄没有党员，当时皖东北根据地可控人口80万，实有党员2400人，仅占总人口的3%，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农民群众的政治优势没有完全确立，人民生活困难。他同区党委商量，认为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实际利益，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改造地方武装，实行“枪换肩”，把地主武装改造成农民武装。

6月，皖东北区党委根据邓子恢要求，研究制定了“以减租减息斗争为中心，大力开展群众运动，组织群众的大多数，在改善民生的斗争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现干部、发展党，巩固发展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方针。6月上旬，邓子恢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议传达了华中局和刘少奇同志“在夏收以前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民众的大多数，并把这一工作作为党政军民的中心工作”的指示。根据在淮南发动群众的经验，邓子恢在会上指出：皖东北的工作必须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刻不容缓地在农村进行减租减息运动。会后，抽出四百余名干部编为工作队，分别到各县去参加突击群众运动的工作。

对邓子恢的正确意见，有少数同志不理解甚至反对，他们认为在边沿地区必须团结地主合作抗日，通过地主来组织抗日武装，减租减息也应该缓和进行，改为“让租让息”，否则就会影响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皖南、淮南都有类似情况。经过邓子恢耐心细致、有根有据的分析，原来对邓子恢的意见有怀疑的，绝大多数都转变过来了，固执己见的，只是个别人。邓子恢迫于当时的紧张局势，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于是采取果断措施，要求各县限期执行这一方针。

经过40天紧张的突击运动，终于减租4627石粮食，“枪换肩”转移了1000多支枪，组织了4000多名基干自卫队员，发展了17070名农会会员和100名新党员，普遍建立起了农、青、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主力部队也得到补充和加强，提高和改善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大大振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日队伍，在这块土地上开始深深地扎下了根，并且开辟了泗（县）五（河）灵（壁）凤（阳）及泗（阳）灵（壁）睢（宁）等新区。

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现象，9月5日，邓子恢以《克服民运工作中的过左现象》为题，撰写文章发表在《人民通讯》上。按照邓子恢的要求，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对照检查，认真纠正民运工作中的不良倾向，较好地促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深入开展，同时也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大规模发展党员，邓子恢亲自在半城直属区抓点，以点带面，推动整个淮北区的工作。到1942年1月全区共有党员13400人。

在改造武装方面，着重在地方改造地主所掌握的武装，并由第四师部队派出大批干部去担任县区武装领导，以配合群众的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在敌我相持的游击区，则组织武工队，领导游击战争，并领导群众进行所谓“推、拖、摩、和、滑”的合法斗争。另一方面采取革命两面政策，争取伪军、伪乡保长为我利用。在敌强我弱的敌占区则采取长期隐蔽政策，做些秘密情报工作，策反工作，建立地下组织。从此，淮北根据地便逐步发展和巩固起来。

张爱萍在《回忆邓子恢》的文章中说道：他到淮北后，很快就成立了淮北区党委，担任区党委书记。接着又调回原在这里工作的刘瑞龙同志，参加区党委领导。在以邓子恢为首的区党委集体领导下，淮北区所属各县、乡相继建立了党、政府和群众组织，群众动员参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这就为我们开展军事斗争，打击日伪顽匪，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坚持在津浦路西由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四师，在1941年2月开始的路西反顽斗争中，受到日伪顽的重兵夹击，奉命于5月转移到了皖东北。这样，皖东北根据地就成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地。第四师原为新四军第六支队改编，在师长彭雪枫领导下，创建津浦路西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是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1941年2月至4月，第四师遭受到日、伪、顽重兵袭击和“扫荡”，5月奉命撤到津浦路东洪泽湖一带集结整训，指战员由于军事上的暂时失利，情绪比较低沉。针对这种情况，邓子恢和彭雪枫在淮宝县仁和集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即仁和集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气氛很活跃。干部们看到邓子恢平易近人，善于倾听各种不同意见，都愿意接近他，畅谈各自的意见。邓子恢特别指出：“虽然在反顽斗争中确实遭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因主力、干部大部保存，党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影响，还有少数党员潜伏在群众中，并保存与部分两面分子的关系，在萧东、宿东还保存着部分地方武装，是将来恢复的基础。”同时，也指出了在反顽斗争中对敌估计不足，战术运用不灵活，未能集中兵力打敌一点等教训。而彭雪枫是一个虚怀若谷，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秀将领，对于自己的缺点，从不邀功诿过，遮遮掩掩。他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总结路西失败的沉痛教训。在此基础上，邓子恢和彭雪枫对部队作了严肃的整顿，使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达到了空前团结，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重新以顽强战斗姿态和勇猛杀敌精神驰骋于战场。

仁和集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彭雪枫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和邓子恢公道中肯的总结报告，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原本有些干部撤离路西时思想比较混乱，甚至有的干部不切实际地指责彭雪枫，也开始冷静下来，着眼于从失利中吸取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思想上的混乱。仁和集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新四军第四师历史上一次整军建军的重要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的目的。

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邓子恢与彭雪枫建立了亲密友情。仁和集会议之后，彭雪枫电请中央和华中局，请求把邓子恢留在第四师工作。中央同意这个建议，任命邓子恢任第四师政委。8月23日，邓子恢任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全面领导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根据党中央指出的“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的敌后抗战总方针，华中局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在苏北阜宁城西北之单家港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邓子恢、彭雪枫等淮北区党委和四师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刘少奇、陈毅同志代表华中局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刘少奇所作的《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为会议的基本决议。这个报告全面总结了三年来华中各战略区和新四军各部的工作。针对豫皖苏边区和第四师情况，分析了造成淮北路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肯定了第四师“在经过整理后，情绪亦有大体恢复，在部队中党的威信提高”。会议还通过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磨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再次肯定了邓子恢同志领导下的仁和集会议，指出“邓子恢同志当时的结论在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对四师以后工作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师整顿以后，大力开展建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等项工作，从各方面得到了加强，战斗力大大提高。

五、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领导淮北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淮北根据地

对邓子恢同志在建设淮北根据地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原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子恢同志来淮北以后，根据地的政权、武装、财经、统战、建党等项工作都大大推进和深入了，教育和培养了一支密切联系群众的能战斗的队伍。他不愧为淮北广大军民的良师和领路人。”

在领导淮北根据地建设方面，邓子恢首先注重解决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农民在实际斗争中获得翻身解放。同时，也重视抓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发动一切爱国力量投入抗战。在邓子恢、彭雪枫等领导下，第四师采取一面打仗，一面发动群众的方针，使淮北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41年12月，淮北根据地已建有10个县和相当于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辖有人口118万。武装方面，除第四师正规部队，拥有民众自卫队16万余人，其中基干自卫队17749人，形成了一支四师为主力辅之以地方自卫队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

关于巩固建设根据地，邓子恢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干部队伍的建设。发挥红军干部的领导骨干作用，把刘子久、刘瑞龙、赖毅等红军干部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合理安排李砥平、纵翰民等从路西转移来的干部，大胆提拔使用谢邦治、王烽午等新干部，大力培养使用地方干部。他在闽西和皖南工作时，都曾批评过“背包主义”，说光靠外边派干部开展工作，干部一调动，挎起背包就走，工作也就完了，千万要不得。他明确指出，干部地方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谈不上根据地的巩固，尤其在将来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将无法坚持。在邓子恢主持下，区党委作出《关于提拔与培养地方干部的决定》。

二、民主建政。针对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邓子恢指出：“政权的民主化、政权的三三制，不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各抗日阶级统一战线的政权。废除过去官僚政权，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民主作风，反对官僚主义，要与民众打成一片。建立廉洁政府，反对贪污腐化，提高工作效率与政府威信。”1941年9月15日，成立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公布《淮北行政公署施政纲领》。淮北行署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政权的民主化建设，12月25日，公布《淮北苏皖边区修正改善人民生活各种办法》。淮北各县都先后成立了参议会，并通过选举成立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邓子恢重视统战工作，常与开明绅士、中小地主交谈，争取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泗南有位著名绅士叫陈荫南，邓子恢和区党委其他领导人经常去做工作，向他谈论时事形势，取得他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后来，陈荫南在党的教育和抗日爱国运动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是财政经济工作。财政经济工作是根据地军需民用的根本保证，也是抗日根据地存在、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是新四军战胜敌人、夺取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邓子恢对管钱这件事，从闽西起，一直很重视。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淮北根据地坚持贯彻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实行了统一的累进税、货物税，规定了合理负担政策，发行了边区货币，发动和组织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他倡议成立淮北地方银号，特地要求华中局把擅长经济工作的李人俊调到淮北担任财经方面的负责人，让他致力于解决根据地的财政问题和发展地方经济建设，逐步稳定和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保障党政军的给养开支。

四是继续大力抓第四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着重反对军阀主义残余作风。一次夜行军，有一个战士因病掉队，文化教员就将其枪毙了。邓子恢抓住这个典型，进行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开设军事法庭审判了这个文化教员。邓子恢在淮北理论刊物《真理》第6期发表署名文章《彻底铲除军阀主义思想》。

此外，他对减租减息、生产救灾、治安保卫、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抓得很具体。

1942年11月，淮北苏皖边区党的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取消军政党委员会这一层机构，改组中共淮北苏皖区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邓子恢为书记。

就在这时，日军以七千余兵力，分五路对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半城一带进行大“扫荡”，企图消灭淮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四师，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面对强敌，邓子恢和彭雪枫确定了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指挥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历时33天的反“扫荡”，与敌作战37次，歼灭日伪军700人，是邓子恢、彭雪枫在领导淮北根据地巩固和发展阶段一次重要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淮北根据地又一次经受住了残酷的战争考验。

1943年3月，蒋介石密令韩德勤和津浦路西的顽王仲廉部东西对进，妄图在洪泽湖畔消灭第四师。在新四军军部领导下，3月17日夜，邓子恢、彭雪枫率第四师主力，在第二师、第三师一部兵力配合下，向已侵占我泗阳县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部实行反击，生俘韩德勤，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等来犯之敌。战斗结束后，陈毅、邓子恢、彭雪枫等同韩德勤作了多次谈话，根据中央指示，对他宽大处理，予以释放。至此，淮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巩固，除铁路、运河线上及某些县城少数敌伪据点外，津浦路东顽固势力已经基本歼灭，结束了长期以来敌顽我三角斗争局面，为以后进一步向路西发展，恢复豫皖苏区奠定了基础。

六、坚持原则，坚决纠正整风、肃反中的错误倾向

整风运动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淮北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6月。作为淮北区党委书记和第四师政委，邓子恢坚决贯彻中央整风方针，直接领导了淮北整风运动。1942年6月25日，邓子恢在新四军四师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问题》的报告，对淮北的整风作了部署。后来的战争形势迫使区党委作出调整。淮北一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邓子恢就根据中央的要求，以更多的精力领导根据地的整风运动。

学习总委会成立以后，邓子恢主持召开了淮北高干会议，对淮北今后两年的战争、生产和整风学习作了全面部署。他从淮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战争、生产与整风学习是今后两年淮北根据地党的基本任务，这三者之中战争是中心。邓子恢在强调战争为一切工作之中心的同时，对整风学习仍做了专门布置。他指出：“整风是改造自己、改造党、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办法，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强调整风学习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在战争过程中学习，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就是说，学习应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整风应与业务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学习才不致成为教条主义；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提高干部对于战争对于生产的工作效能，以完成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

淮北整风，以区党委举办轮训队形式进行，把县、团以上干部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前后分九期完成。整风期间，邓子恢常到轮训队讲话，阐明党的整风方针和要求，解释整风意义和政策，动员大家对党要忠诚老实，严以律己，认真参加整风学习。他常常向大家介绍毛泽东革命斗争的历史，号召干部向毛泽东学习。他启发大家自觉革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搞斗争会。他还很形象的比喻：就如洗澡一样，把身上的灰尘洗掉，做一个政治坚定，党风端正，忠心为党为人民，一心一意坚持革命终身的好干部。

在整风结束对干部作组织鉴定时，他主张：（一）相信本人；（二）相信本人讲的问题；（三）相信本人对历史问题的交代，如有其他问题，由其本人负责。由于邓子恢的谨慎和稳重，坚持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淮北整风运动一直进展得很顺利，提高了各级党政军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

邓子恢在淮北锄奸肃反斗争中，十分强调反对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倾向。1943年秋，淮北中学由于受到康生在延安几个干部学校搞的“抢救运动”影响，个别领导人捏造一起轰动全边区的所谓“进步青年建国团”的重大特务案（所谓“淮中案件”）。事件发生后，经过七天的“反特斗争大会”，对怀疑对象严刑拷打，诱供逼供，致使案情越来越复杂，被指控的“特务分子”竟达42多人。淮北公安局少数干部又轻信口供，继续实行逼供信，一味追求“反特成绩”，“特务分子”又增加至56人。案件拖延数月，越发不得结果。在区党委会上，彭雪枫指出应当重新复查这一案件，并由邓子恢亲自主持复查工作。邓子恢认真调查研究案情的每一个细节，调阅案卷，仔细听取对此案的各种不同意见，最终搞清真相，证实这是一起无中生有的冤案。

在邓子恢主持下，淮北区党委于1944年7月17日正式作出决定，推翻这一假案，宣布全部受冤屈人员一律平反，被牵累的学生恢复学籍，工作人员恢复工作或组织关系，个别人员的其他问题另案处理；诬陷者处分，抵制假供者奖励，原主要干部按其错误程度分别给予处分。

在“淮中案件”尚未审理清楚的时候，1943年冬到1944年初，泗阳县又发生了一桩所谓“三青团”案件（即“泗阳案件”）。泗阳县委领导人搞肃反扩大化，关押好几百人，甚至把县长谢骙也牵连进去。这时，邓子恢在军部黄花塘开会，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医院找到还在养病的保卫部长梁国斌，让人用担架抬着他一起赶赴淮北区党委，在邓子恢到达之前，正巧区党委刚下令枪杀七个人。这时，从延安也发来了毛泽东的电报：“对党内军内防奸，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邓子恢派人骑上快马，火速追回区党委对那7人的处决令，避免了重大损失。接着，在邓子恢领导下，认真查清了这一假案，并给予平反。事后，他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开会，总结泗阳案件的教训，还向大家介绍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告诫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1944年7月，党中央命令新四军第四师向河南敌后发展，恢复豫皖苏边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由彭雪枫率第四师主力执行西进任务，邓子恢等领导两个团和地方武装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配合支援主力西进。9月11日，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壮烈牺牲。当天深夜，邓子恢在路东师部接到急电，深为悲痛，一夜未眠。为不致影响战斗，区党委决定暂时对彭雪枫牺牲情况保守秘密。邓子恢一方面主持淮北区党委日常工作，领导路东党、政、军、民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扫荡”，完成改造基层政权工作，建立了十个独立团，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主力西进。另一方面，与第四师新任师长张爱萍、副师长韦国清一起，指挥部队在路西战场歼灭敌伪据点，不仅基本恢复了原有的豫皖苏老根据地，而且使淮北解放区获得将近一倍的发展，扩大了我军在西线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1945年1月，邓子恢在大王庄司令部草坪上为彭雪枫主持隆重的安葬仪式，号召全师指战员：“把我们的悲痛变成对敌的仇恨，把我们的眼泪变成杀敌的勇气。我们要以此来为彭师长复仇，并以此来完成彭师长的未竟之功。”

邓子恢在充满激情地对彭雪枫作了真诚的赞颂之后，号召淮北全体军民继承彭雪枫的遗志，完成巩固扩大淮北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和开展城市工作三大任务。1944年底，淮北区党委决定将敌工部和城市工作部合并，成立区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邓子恢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

1945年8月10日深夜，邓子恢在淮北区党委收到了由延安党中央发来的胜利电讯。第二天凌晨，四师又接获朱德签发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

邓子恢主持淮北区党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席会议，研究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必须采取的方针和措施。会议指出，淮北各县和四师目前的任务除了生产备荒以外，主要是尽快以一切力量促使日伪军投降缴械，做好进入城市的准备工作。

8月11日和13日，由张爱萍、邓子恢、韦国清领衔，以新四军四师兼淮北军区部司令部的名义，分别向驻淮北日军和伪军发出命令，敦促日伪军立即向新四军缴械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仍在淮北津浦路西的豫皖苏边区活动。邓子恢根据路西斗争的需要，前往路西与第四师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最后的攻击。此时，对大城市敌伪海军工作正加紧进行，邓子恢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

邓子恢与淮北区党委在积极做城市策反工作的同时，领导淮北军民向津浦铁路徐（州）蚌（埠）段日伪据点及各县城日伪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除睢宁城是日本宣布投降以前解放的以外，先后解放了宿迁、五河、泗县、灵璧、永城、萧县等县城，并再次收复泗阳。至此，除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仍为日伪军占领外，淮北全境均告解放。9月2日，日军签署了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时候，淮北根据地在地跨津浦路两侧苏皖两省的广大地区，拥有24个县，617万人口，成为华中最为辽阔的解放区之一。

日军投降后，中央决定将华中八个根据地统一为一个解放区，成立华中分局，以邓子恢为书记。

关于主持华中分局工作的人选，华中局在与山东分局合并前已有考虑，决定由邓子恢负总责。邓子恢对党分配的工作，从未推辞过。这次感到华中局面实在太大，深恐难以胜任，于10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

“今天华中局决定要我任华中分局书记兼政委，我实不敢负责。我自己知道很清楚，我对军事不熟悉，工作缺乏计划性，缺点很多。我仍主张谭（谭震林）为书记，我为副书记，最好张鼎丞同志来任书记，谭为副政委，我为副书记。事关今后华中局面，不是我客气，望中央慎重考虑。”

这份电报是华中局决定让邓子恢主持华中分局工作当天晚上发出的。关于谁主持华中分局，在此之前酝酿时，邓子恢力主由谭震林出任书记，所以电报中有“我仍主张谭为书记”一语。邓子恢这份电报，全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出以至诚。但中共中央始终认为邓子恢是负责华中分局的恰当人选，仍确定由邓子恢主持组织华中分局。

其时，邓子恢尚在津浦路西领导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接到中央命令之后，立刻赶赴淮阴，随后抵达淮安，同陆续到达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会合，筹建华中分局。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淮安宣告成立，由邓子恢任书记。从此邓子恢在自卫战争中担当新使命开启新征程。

（作者：杜怀超  卞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