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节，黄花塘，“堂开迎五福 老少均平安”，一副崭新的对联贴上了徐景刘的家门。前不久，徐景刘家住进了位新房客，这副春联就是他送给徐景刘的春节礼物，也蕴含着对老乡全家美好的祝福。是啊，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对一个家庭而言，不受战火、饥饿所迫，全家老少能平安度过每一天，无疑就是最大的福气。写春联的新房客就是随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一同到来的张云逸。
张云逸，字胜之，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早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年，在广西右江领导武装起义，参与组建红七军，历任红军第七军军长、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共和国所有开国将帅中，张云逸是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论资历，他足以与朱德元帅比肩，但从不自傲。虽然个头矮小，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气度非凡，陈毅元帅这样评价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有高山仰止之德”，因而亲切地称呼他为“同志长兄”。接下来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黄花塘，在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期间。
军部转移，黄花塘被选中
1941年的盛夏，南方湿热异常。7月的盐城、阜宁，与高温结伴而至的不仅有雷声轰鸣的阵雨，还有日伪军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20日，1.7万余人的日伪军队伍在飞机空袭的掩护下，陆续由东台、兴化、合德、陈家港连续向盐城、阜宁发起攻击。
“敌军呈集中攻势时，我军分散削弱之，敌军显分散弱点时，我军集中突击之。”
“主力转移外线，伺机打击敌人。”
语毕，陈毅、刘少奇二人相视一笑，把毛泽东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作战指导正是此次反“扫荡”的制胜秘诀。第一次反“扫荡”历时1个多月，我军作战130余次，歼敌2800余人，击沉敌汽艇30余艘，敌人被迫撤回。
虽然取得了接连的胜利，但日伪军不时的“扫荡”还是让新四军元气大伤，苏南、淮南抗日根据地面积持续缩小，豫皖苏边根据地被迫放弃，华中敌后抗战进入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因盐城地势平坦，南、北、西三面处于日伪势力范围，且东临黄海，不利隐蔽，易暴露目标，如日军重兵来犯，军首脑机关作战回旋余地小，在紧急情况下无退路。为保存实力，陈毅、刘少奇、张云逸等召开会议商讨军部驻地转移方案。
“首先要确定的是转移方向。北上鲁南，南下苏中，或是向西移动，经淮南、路东、路西到巢无？大家共同商讨一下。”
“当下日军正大举‘扫荡’山东，北上难免与其相撞，形势于我不利。”
“苏中亦处于日军大‘扫荡’圈内，如一着不慎，很有可能造成指挥中断，南下亦非上策。”
“向西移动也有不足，在紧急情况下，军部远离新四军第一、第二两个主力师，不利于指挥战斗。”
“话虽如此，相比北移与南移两条路，西移虽有缺点，但数弊相较取其轻嘛，还是向西为宜。”
与会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接连发表见解，最终讨论决定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向西发展。
定下转移方向，接下来讨论的就是军部具体选址，当时可供选择的地点共有3个，分别是金湖县官塘、来安县马家岗和盱眙县黄花塘。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官塘并非最优选项，毕竟官塘三面环水，东边是高邮湖，北边是白马湖和金湖，南边是沂湖，西北边是三河，假如日军前来扫荡，水路并不适合军部这种非战斗部队的机关撤离。马家岗的呼声就高了很多，那里各方面条件都合适，就只有1个缺点，但也是致命的缺点——不安全。这个地方离南京太近，汽车两个小时就能赶到，还紧靠津浦铁路，敌人补充兵力很方便。
相比之下，黄花塘的优势就多得多了。一是安全系数较高。整个盱眙县除了县城有少数日伪军外，绝大多数乡村都是新四军第二师的根据地，第二师师部便一直设于此处。二是地理位置适中。黄花塘地处华中腹地，位于长江、淮河之间，东临大运河，西望大别山，是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联系的纽带地区，又是联系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中枢地域。此外，此地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地和汪伪政府首都南京隔着大江。日军侵占津浦铁路南段后，淮南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大片，日军因兵力不足而占据县城和交通沿线的较大集镇，无力深入地形复杂的内地建据点，铁路两边十几公里以外的广大农村均为解放区。三是自然条件有利。黄花塘属丘陵地带，东边有三河，西边有淮河，北面有洪泽湖，既有丘陵、山冈，又有平原、圩区，还有大片的树林，交通不便，既不利于敌人进攻、又便于我军隐蔽和转移。四是群众基础较好。盱眙县是革命老区，早在1929年就建立了党支部，经过多年发展，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加深，老百姓们也非常拥护新四军。
最终，会议商定，华中局机关及赖传珠、谭震林率部向西转移；陈毅及军部机关在苏北随第一、第三师行动；彭康率一批干部经苏南去浙东。
1942年8月10日，陈毅、刘少奇等就转移事宜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发送电报，提出转移原因及转移需求。8月17日，中共中央复电批准，准许转移。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分成三个梯队，向西转移。后因突发变化，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央指示，决定，由第一师负责抗击敌多路进攻，军部和华中局均由苏北转移到淮南路东的盱眙县黄花塘。1943年1月10日，队伍抵达盱眙黄花塘。此后，黄花塘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指挥中心，直至1945年2月28日。
开荒种粮，加紧生产运动
1943年，淮南淮北遭遇严重春荒，很多群众家中缺粮，没有饭吃。当年年初，新四军军部刚到黄花塘，本身物质也不富裕，官兵盖的被子里破旧的棉絮又少又硬，黑乎乎的露在外面，被面早就磨得破烂不堪，也无多余的布头可以缝补。吃的食物也很少，每天的伙食就是二稀一干，饭里还掺着野菜，看上去才没有那么少。有的战士说，撒两泡尿，肚子就空了，饿得难受。就是这么困难，新四军军部仍号召部队干部每人每天节约半斤粮食救济群众。那一年，“加紧生产运动”就成了春季工作三大任务之一。
“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在延安中央机关和留守兵团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军部由于受到日伪扫荡的影响，没能及时开展生产，现在到了淮南，环境相对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一方面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抗战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机关部队的生活，增强指战员的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各单位要立即行动起来，在生产节约运动中成为各师和各军区的榜样。”在军部机关及直属队生产动员干部大会上，张云逸这样强调，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当时，张云逸已经51岁了，大家照顾这位老军长的身体，不让他干重活，但他闲不住，什么农活都抢着干，开荒、刨地、种菜、拾粪、搜集骨头做肥料，还亲自喂了几只鸡。母鸡下了蛋，他就送到伙房改善大家的伙食。
那时的黄花塘土地大多较为贫瘠，想要增加粮食产量，首先要解决肥料的问题。为此，张云逸带领官兵清锅膛、挖淤泥、铲草皮、拾牲畜粪，为的就是将这些东西混合发酵，沤出生产所需的有机肥料。积肥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还出现了很多让群众忍俊不禁的场景。有位老乡发现，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都有一些战士跟在牛或是猪后面。牲畜走，他们就走，牲畜停，他们就停，眼睛还牢牢地盯着牲畜屁股。后来才发现，这些战士是不想放过一点能堆肥的材料。还有一次，一位老乡远远地看见军直通信连班长小马，左右张望，脸上还挂着一副得了意外之财的兴奋劲。眼瞅着小马脱下了裤子，扎上裤脚，把地上一堆乌漆嘛黑的东西塞进裤腿，一脸欢喜的走了。几天后，和另一个老乡拉家常的时候，这个老乡得知了小马捡宝的后续，那天小马在外送信归来，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滩牛粪，但随身哪有拾粪的工具呢？离开又怕别人捡去，索性就用裤子装上这么个宝贝，背回他种的菜地里了。
拾粪不光是战士们成天挂在心上的重要事情，也是张云逸经常从事的“副业”。一天清晨，张云逸背着粪箕，沿着向南的道路一路走去，边走边往粪箕里拾粪。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五里以外的泥沛街头，那里也有两个人时而弯腰低头，时而向前走动。仔细一看，原来是新华分社副社长于毅夫和军部电台谍报员赵云龙。“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人儿有粪拾。”三人忍不住都相视哈哈大笑起来。临时三人小分队边说笑，边拾粪，一路笑语不断，返回了黄花塘，军政治部菜地的肥料池里也新添了满满的3粪箕肥料。
在蔬菜种植上，张云逸也是一把好手。开展大生产时，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的官兵纷纷拿起了锄头，种植粮食蔬菜。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土地，种出来的瓜果却大不相同。不少从大城市来的青年干部、战士种的蔬菜不仅长势差，挂果也少，有些还不明不白地枯死了。反观农村长大的官兵种的各种蔬菜长得却特别茂盛。尤其是张云逸种的辣椒、茄子、南瓜、番茄等蔬菜，不仅面积大、品种多，挂果也特别多，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特别是番茄 ，成熟的大番茄一个就重达十二两。于是，大伙儿纷纷来到老军长的菜地，现场学习。一天上午，由张云逸主持主讲的蔬菜种植技术现场会在他的菜地前召开了。张云逸撸起袖子和裤腿，一边用手中的锄头为菜苗松土、除草、打杈，一边向围观的军部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讲解不同品种的蔬菜种植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杈？都有需要注意的细节。一位城里来的女战士疑惑地问：“好好的蔬菜为什么要打杈呢？长得那么好，打了不是很可惜吗？”不少战士纷纷点头，看来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张云逸说：“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俗话说树不修不成材，修树的目的就是让肥料和水分更多更好地用到树干的生长上，让树长得又快又直又粗。种蔬菜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不断地把那些不挂花蕾、多余的枝子去掉，让水分、肥料供应到长果实的枝上去，这样果实就会长得又大又多了。”直观形象的比喻让大伙儿茅塞顿开，不住点头称是。回去后，大家按照张云逸讲授的方法去做，果然，各种蔬菜长势喜人。据当时在军部通信连工作的新四军老战士杨瑞祥回忆：“当时，我们管番茄叫洋柿子，张副军长总叫它的学名‘番茄’。他很会侍弄番茄，告诉我们，给番茄上肥料，动物的骨灰最好。上这种肥料，番茄长得又红又大。”
在张云逸等的领导下，华中地区大生产运动进展喜人。利用战斗和训练间隙，新四军指战员们开荒种粮、饲养家禽、捕鱼割苇、纺纱织布，开办磨粉坊、豆腐坊、油坊等手工业作坊，还先后建立了纺织、皮革、机械加工、化工、烟草、日用品等工厂，以弥补部队日常所需。其中，单是被服厂就有14个，还有制革厂、水壶厂、铸锅厂、油米厂各1个，烟草公司2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队生活及物资的需求。
截至1944年底，第四师开荒4600余亩，养猪1300余头；第一师和苏中地方机关开荒3.7万余亩；第十六旅在溧阳、溧水等地区开荒2000余亩。军部直属队和第二、第三、第四师基本实现全年蔬菜自给8个月，油盐、肉食自给4个月的目标。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积累如同针挑土，浪费如同水推泥。”“饱备干粮晴备伞，丰年也要防歉年。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思有时。”新四军军部机关食堂管理员老潘将张云逸亲笔抄写的关于勤俭节约的两幅谚语端正地贴在了食堂墙上，贴上后，还在四周重重的压了几道，防止粘得不牢。看到墙上贴了新文字，来食堂就餐的机关官兵纷纷围了过来，认真观看，仔细揣摩后，又频频点头。那段时间，老潘成了军部机关的大红人，不少官兵称赞老潘真有水平，诗写得形象生动还有教育意义，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也夸奖老潘勤俭节约的宣传工作做得好，老潘只得红着脸解释“这都是张军长写的，俺只是按照军长要求贴到墙上而已”。
大生产运动涵盖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生产自救”，另一个则是“精简节约”，用生产开源，以精简节流。
1944年3月1日，一场以“精简节约”为主题的大会在新四军第二师师部驻地召开了。会场正前方的墙壁上，“新四军第二师供给会议”十个大字在红纸背景上格外醒目。会议还没开始，第二师旅团军政首长、后勤供给工作分管领导和师部相关部门领导以及战士代表都已经坐满了会场。
按照既定流程，来到了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第二师师长罗炳辉清了清嗓子，“下面有请张云逸副军长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
“我们第二师在过去供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保证了我们部队有饭吃、有衣穿、有子弹打仗、有药治病，单说生产成绩就特别辉煌——增加了2000万元的收入，充实了公家的财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在热烈的掌声中，张云逸对第二师的供给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客观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就以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就浪费问题，张云逸特别指出，“现在我只想把浪费问题多说一下，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只认识贪污是罪恶，浪费是不会犯罪的。但恰恰相反，浪费是极严重的事，它与贪污都同样是危害革命的行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一般都有这样的倾向，认为贪污事大，浪费事小，对公开贪污是会反对的，而不知暗中浪费的数目，日渐积累，其对革命的损害实与贪污者不相上下，被服、粮食、弹药、西药的浪费，有些部门浪费得实在很严重……去年浪费最大最严重的是被服、粮食、子弹这三大项，所以我号召同志们要与那些任意浪费的恶劣现象作不倦的斗争。”
讲到这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很多同志频频点头，刚刚的讲话内容一针见血，直击当下的问题痛点。还有些同志低下头认真记录下讲话重点，并结合实际，梳理自己工作中有哪些浪费的问题，暗下决心，要认真整改。
“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都是工农兵的血汗换来的，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才能自觉地爱惜公物，自觉地节省公物，自觉地重公轻私，把公家的财物看成比自己生命还珍贵。”张云逸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最后，就新四军如何“克服严重的浪费现象”，进一步做好供给工作，张云逸列出三张“药方”：
第一张“药方”是“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张云逸提出，所谓统一领导，就是统一规定任务、统一管理办法、统一定期检查、统一分配支给；所谓分散经营，就是依共同的计划，由各地就地就环境的具体条件去分散经营，如被服、兵工、粮食、物品等，这样，既适合敌后斗争情况，又便利各地部队领导。
第二张“药方”是“整理和建立供给机构”。他指出，供给工作是革命军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供给工作的好坏与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担任供给工作的干部必须纯洁，忠实于党的事业，凡是贪污浪费与教育不改者，必须立即处置。
第三张“药方”是“用好供给工作的3个要诀”。具体是哪3个呢？就是“会搞、会用、会管。”针对“什么叫会搞？什么叫会用？什么叫会管？”张云逸阐述道，“会搞就是要什么，搞什么，不要无的放矢。”“会用，第一要做到应该用的就用，不应该用的就不用；第二要做到分清轻重缓急，重要和紧急的先用，不重要和不紧急的慢用；第三要让公家能够做得到、对于部队有利益的我们就用，倘若公家的能力办不到、对于部队没有什么利益的我们就不用；第四做到物尽其用，破布碎布都可以做鞋底，麦麸可以喂猪，豆渣可以做菜，这里无用的东西拿到那里去用，此时无用的东西拿到彼时去用，暂时不使用的东西也不要随便地轻易地浪费掉，可以留着以后用。”“会管就是要求保管的人，比如管粮人、管钱人、管衣人都要选择得很适当，他们都纯洁忠实、刻苦细心、对革命负责。”
报告完毕，会场中掌声如雷。张云逸的整场讲话没有空话、大话，只谈具体问题，即使是没有文化的战士也能听得懂。对于指出的问题，大家都很赞同。提出的改进方法实操性也很强，是一回到工作岗位就能立刻着手开展的。大家纷纷表示，要立刻将张军长的讲话精神落实到工作中。
1944年5月1日，张云逸这篇题为《克服浪费 厉行节约》的讲话稿在《淮南党刊》第15期上刊出，随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真理报》也全文载登了这篇讲话稿，在整个新四军部队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真正起到了统一思想、教育干部、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
研制武器，发展军工产业
“轰”的一声，土屋顶上的茅草被震飞了多半，木头门也摇摇晃晃地应声倒地。屋外的工友们闻声立刻冲进屋内，那个说着“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子弹厂厂长吴运铎满身是血地倒在了地上，左腿膝盖上一个碗大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着血，左手的4个手指也被炸飞，光秃秃的手掌已经看不出颜色，红色的血混着黑色的灰，斑驳的让人忍不住流泪。慌乱中，工友们你找老乡耙田用的耙当担架，我抬肩头，他抬腿，用最快的速度，将吴运铎送到医院救治。
前不久，第二师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日军5000发迫击炮弹。经过检查才发现，这是一批报废了的炮弹，不能用，丢了又可惜。于是，这批炮弹到了吴运铎手里，他要尽一切可能修好这批炮弹。
“我希望能和同志们一起建立子弹厂，同时，把炮弹生产也搞起来，给我们的炮兵更多的炮弹。”这是他向副军长张云逸许诺过的。
那是1941年的下半年，吴运铎刚刚接到在这个距离黄花塘30多里的小村庄建设一个能生产60万发子弹的工厂的任务。工厂配置很简单，厂长是他吴运铎，工人还有8个，厂房是两间农民家的茅草房，设备嘛，没有，得自己造。为了早日建成子弹厂，从师参谋处到军工部领导，从区县政府到广大群众能动员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破铜烂铁，要；木材煤炭，也要，这些可都是做手榴弹的原材料。但是，能制造工具和机床的钢铁哪儿有呢？一天，师里组织连队到河边捕鱼，也把吴运铎喊上了。吴运铎有些奇怪，这并不是自己所在的连队，为什么要叫自己呢？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军队的发展，这么一想，吴运铎就欣然前往了。河边，张云逸叫住了他，“小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要钢铁吗？这河里就有。”“军长又拿我打趣了，河里哪来的钢铁呢？”“嘿！嘿！你这小子！我可没和你开玩笑。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以治理淮河为幌子，说是在高良涧一带要建造水闸，敲诈勒索当地群众，买来一批钢材和破旧机器。后来听说日军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后，这帮家伙慌忙将钢材和机器全部沉到三河里，逃之夭夭啦。”听到这里，吴运铎高兴坏了，嘴角咧到了耳朵根，立刻就要奔过去，把钢材拉回来。激动地感谢了张军长后，他郑重向张云逸承诺，一定会把组织交代的任务完成好，把子弹厂建好后，还要再建炮弹厂。
有了钢材，再加上军工部送来的1部4呎（英尺）皮带车床，1部皮带钻床，还有1部牛头刨床，子弹厂机械加工车间的雏形就出来了。大伙儿没日没夜地干着，生产子弹和生产迫击炮弹所需的工具和机床相继被制造了出来。人手不够，张云逸又交代师长罗炳辉再派一批工人进厂帮忙，就这样，又有100多个小伙子进驻了子弹厂。区政府派到工厂摇机床的民工也组织好了，一并来了。在冲床的巨大吼声中，第一发弹壳形成了，一颗颗弹头在弹头冲床上翻滚。子弹、迫击炮弹、地雷、手榴弹、枪榴弹、枪榴筒、平射炮，军工厂的产品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补充着部队弹药。至1943年底，第二师军工部直辖的军工厂就有5个，分别是步枪子弹厂、平射炮弹厂、平射炮厂、手榴弹厂和修械厂。
据统计，截至1944年8月，新四军从事军工生产人员超过1800人，每月平均生产枪榴筒86具、掷弹筒7个、手榴弹4.2万余枚，迫击炮弹1700余发，掷弹筒弹600个、枪榴弹2.7万余发、机步枪弹3.8万余发、驳壳枪弹7000发、燃烧弹60发、地雷410个、刺刀350把、信号弹200个。手榴弹自给率100%；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弹自给率约70%；步枪弹自给率约40%。总体看，各种弹药平均自给率约30%-35%。
9月20日至10月6月，新四军兵工生产会议在黄花塘召开了。一身崭新的军装，配上胸前鲜艳的大红花，吴运铎作为军工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典型接受了表彰。新四军各师部的代表们也依次上台，汇报本师部在军工生产方面的典型经验。每个人的发言都很精彩，台下的掌声也一直没有断过。参观完手榴弹、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弹等各师自行研制的主要军工产品，又现场观摩了枪榴弹、掷弹筒等武器的射击表演。之后，就来到了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由张云逸副军长作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们的兵工生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手榴弹、地雷、刺刀、大刀、复装子弹等不仅各师军工部都能生产，旅和军分区的军工部也能成批生产。在战斗中发展出来的这支优秀的军工生产队伍，不但能够仿制日军的武器，还能研制新的武器，在战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今后军工部门必须进一步总结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造出更多更好的武器弹药来支援前方多打胜仗。”
张云逸的这份期待多年后成了现实。全国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已拥有各类军工厂46个，从事军工生产的员工近万人，能修造的武器弹药多达30余种，有效解决了部队在作战中急需的武器弹药问题。
四爷的烟，你拿什么来换
用香烟能换到什么？
有人在日常生活中换到了与陌生人交流的机会；有人在封控时期里换到了生存必备的粮食蔬菜；还有人在战争年代里换到了重要情报，甚至是武器弹药。
一次，新四军第二师侦察兵居常玉赴敌后侦察敌情，结识了烟瘾很大的伪军队长陆建华。为了获取情报，居常玉借口自己的剧团演戏需要道具，提出用5包“飞马”牌香烟跟陆建华换2套伪军军服和2把手枪。一听是“飞马”牌香烟，陆建华喜形于色，立马答应了下来。要知道，这“飞马”牌香烟可是紧俏货，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一来二去，靠着“飞马”牌香烟，居常玉和陆建华交上了朋友。某天，闲聊中，陆建华透露出一支伪军部队要去龙山抢粮。根据这个情报，新四军随即设伏，打了场漂亮的歼灭战。这能换情报、换弹药的“飞马”就是新四军自己生产的香烟品牌。
某次会议结束后，一个小战士趁着没人悄悄地捡起地上的烟头放进嘴里，深吸后呼出，闭着眼睛，表情很享受。折返取材料的张云逸看见了这一幕，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联想起之前在部队巡查中发现的那些原本抽烟的战士，烟瘾上来只能把树叶、麻叶甚至白菜叶揉碎了卷着抽，就更加难过了。淮南的烤烟闻名国内外，却被日伪统治的南京、扬州客商低价买走，又以高价倾销进来国外的和敌占区的香烟，一进一出，两头剥削。淮南烟农受害，根据地资金外流，战士又吸不上烟……这些战士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在战争间隙生产劳动，却吃不饱穿不暖，连抽烟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随即，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为什么不建造一个烟厂呢？这样不仅能解决部队官兵的抽烟问题，剩余的香烟还可以卖出去换钱，一举多得。
想毕，张云逸找来第二师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说道：“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不仅吃的、穿的、用的要关心，其它的都得关心，只要战士需要的，我们都得关心。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抽烟问题？”“可以，可以。”胡弼亮没有料到，这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员居然连战士抽烟这样的小问题都能想到，甚是感动，忙不迭地答应了。商讨创办烟厂的具体事宜时，“办烟厂是好事，但是买机器设备，买原料，这钱从哪来？”胡弼亮犹豫着提出了这个问题。张云逸笑了笑，“我批42元淮南币作为建烟厂的开办费，你看怎么样？”“42元淮南币，买一头大肥猪还差不多，办烟厂恐怕不够啊。”胡弼亮低下了头。“这些钱办厂确实少了些，但现在条件困难，能挤出这些钱已经很不容易了。边干边想办法嘛，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不是吗？”听了张云逸的话，胡弼亮点了点头，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启动资金有了，但烟厂要建在哪里呢？说来也巧，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新四军攻克了天长县铜城镇，西街李家长庄上有一家濒于破产的烟厂。这家小烟厂经不住国统区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快要倒闭了。得知烟厂的难处，张云逸连忙命人找到烟厂老板，提出对烟厂出资入股，双方约定好了分红比例后，新四军第二师接手烟厂，并将烟厂生产的香烟品牌由原来的“神龙”改为“飞马”。随即，张云逸组织了一批懂得制作烟草的工人进入工厂上班。为了提升烟厂工人的技术水平，张云逸还专门从上海请来专家，现场指导烟厂生产，烟厂的制烟水平越来越好。就这样，新四军的卷烟厂正式运营了。
香烟开始生产了，包装问题又摆在了面前，张云逸找来《淮南日报》的“秀才”们，请他们帮忙设计香烟包装。“秀才”们从烟名“飞马”二字中获得灵感，设计出振翅腾飞的骏马图样，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烟盒上那匹背生双翅、在云中奔腾的飞马。烟标的套色制版则请了上海印钞厂的一位印钞设计工程师帮忙，几经调试，“飞马”牌香烟的成品包装终于问世。
香烟品质高，还需原材料好。接下来，就是寻找上好的烟丝。安徽定远和凤阳盛产质量上乘的烟叶，但由于日伪军封锁严密，好烟叶根本运不出来。为此，烟厂特意用钱收买伪军疏通渠道，暗地里还安排锄奸队大力铲除伪军中的顽固分子，软硬兼施，地下运输通道得以顺利建立。自此，优质烟草的供货渠道也稳定下来。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色、比香、比味、比烟丝、比烟灰，“飞马”牌香烟都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各路名牌香烟。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为“飞马”牌香烟打开了销路。不多时日，“飞马”牌香烟就占据了市场，广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好评，而且还打破敌人的封锁，畅销到敌占区，被敌占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四爷（新四军）的烟”。
正当烟厂效益蒸蒸日上时，日伪军发现了“飞马”牌香烟，下令禁止销售，一经发现，格杀勿论。为打破封锁，使“飞马”牌香烟能够顺利进入敌占区，张云逸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装上“飞马”牌香烟运出去，暗度陈仓的“飞马”牌香烟照样在敌占区市场上流通无阻。敌占区的烟草贩子也深知“飞马”牌香烟的好处，质量优、价格低，冒点风险，利润可是很丰厚的。他们潜入解放区，在烟厂门口连夜排队，有时长队竟有几百人之多。回到敌占区，再以别的烟盒或是直接用白纸包装售卖。深谙其道的烟民在买烟时对上一句暗号，“是四爷的烟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双方会心而笑，达成交易。
谁也不曾想到，当初那个为了解决官兵抽烟问题，顺带赚点小钱的烟厂，生意竟然如此兴隆。后来，这个小烟厂又发展了四个分厂，设在竹镇、古城、盱眙等地。再往后，生产“飞马”牌香烟的烟厂随军北上南下，在济南、青岛、徐州、上海等地生产销售，都取得了不俗的销量。这些都是后话。靠着“飞马”牌香烟，新四军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换取了药品、钢材等部队急需物品，在对敌经济斗争、换取情报、武器弹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称赞道，“这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为根据地作出了贡献，称得上是劳苦功高啊！”
拥政爱民，互助凝聚深情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新四军还主动支援当地群众生产，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积极开展拥政爱民运动。
1944年1月20日，新四军直属队召开干部会议，张云逸作了题为《实行拥政爱民的办法》的报告。“没有华中敌后广大群众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新四军要在华中敌后坚持六年艰苦抗战是不可能的。新四军要本着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宗旨，继续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认真执行拥政爱民政策，做到军政民同心，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就新四军如何开展好拥政爱民运动，张云逸强调，“一是要在部队中加强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二是定期举行军民联欢；三是努力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减少人民负担；四是节约民力，帮助人民耕种；五是加紧战备，保护人民生产。上述五项工作不仅是拥政爱民运动月里中重要环节，也要成为部队经常性开展的工作。”
插秧时节，张云逸发现部分官兵帮助当地群众抢农时、抢季节所插的秧苗质量很不过关，不是东倒西歪、株行距不分，就是连根飘在水上。秧插得不好，不仅会影响往后群众除草施肥，更会影响到将来的产量，必须立即纠正。为此，张云逸专门抽出时间，为官兵做插秧示范，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张云逸出生在南方农家，插秧是从小练就的好本领。他的秧插得又快又好，完全符合他所提出的“凡是为群众插秧的部队必须用绳子从水田的一头拉到另一头，按照纵六行、横六株的标准距离把好质量关”的要求。当地群众看了，都得伸出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部队插的秧比我们自己插的都好。尤其是张云逸副军长插的秧，行株间隔距离均匀，竖直横平路路成行。”时间一长，“张副军长插秧——路路成行”这句新编歇后语也在黄花塘群众中传开了，并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黄花塘”这个小村庄的名字，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黄花塘原名黄昏塘，相传，清朝年间，山东大旱，一批百姓背井离乡讨饭路过此地，黄花塘村民竭尽所能给予帮助。为报救命之恩，在返回山东前，逃难百姓为村民挖了一个水塘，清晨起挖，直至黄昏完工，水塘因此得名，村庄也借用水塘之名，黄昏塘。新四军军部进驻后，部队利用冬季练兵的空隙，帮助群众将黄昏塘挖深，增加了蓄水量，保证了当地军民的生活生产用水。水源扩大后，农作物长势喜人，春天菜花黄、秋天稻谷香，一派丰收景象。“你们瞧瞧这满坑满谷的黄花，多么朝气。大家觉得‘黄花塘’这个名字怎么样？我们的庄子，我们的队伍，可不是临近衰败的‘黄昏’，而是朝气蓬勃的‘黄花’呀！”张云逸动情地说。“战地黄花分外香。‘黄花塘’可真是个好名字！”罗炳辉赞叹道。周围的干部群众也都拍手叫好，“我们这里是充满希望的‘黄花塘’。”后来，“黄花塘”这个名字就这么确定了下来。
在张云逸等的领导下，在新四军各部、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中掀起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热潮。新四军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尊重地方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并以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部队的拥政爱民公约和纪律开展了广泛宣传。为全面听取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新四军召集当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代表召开座谈会、军民联欢会，认真检查在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公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总结经验，表扬先进，互相鼓励，共同前进，在热烈的气氛中军政民感情不断提升。在驻地群众的家中，新四军各部队深入调研访问，一旦发现有任何侵犯群众权益的事件、违反抗日民主政府法令的事件，立即道歉赔偿。作战和训练空隙，新四军指战员们访贫问苦、探望孤老、接济百姓、抢救病人、耕种土地、消灭虫害、帮助收割、赶修民房、兴修水利，让广大群众能够安居乐业。
拥政爱民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增进了军政民之间的团结，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战胜困难发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凝心聚力，推进整风运动
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迁入黄花塘后，华中地区各项工作重新步入正轨。1943年初，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等决定总结1942年新四军整风运动得失，继续推进整风运动纵深发展。
8月13日，一场讨论激烈的会议召开了。会议由陈毅召集，直属队各部的首长没有特殊工作的全数参加了会议。讨论重点逐渐由“检查直属队工作问题并探讨与今后工作的意见”方面转向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如何被削弱”。次日，会议继续，争论逐渐升级，讨论矛头渐渐指向了兼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身上。
会后，饶漱石认为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并于当月要求各师赶往军部开整风扩大会议。严肃的氛围笼罩在整个会场。
随后召开的新四军分会会议上，“先由五〇一（陈毅）做自我批评，然后潘（汉年）等5人发表批评意见，晚7时散会。”会后，陈毅、饶漱石分别向中共中央报告事件经过。中共中央复电，调陈毅到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新四军军长暂由张云逸代理。11月25日，陈毅离开黄花塘，北上延安，参加七大。12月4日，布置护送陈毅北上任务并送走陈毅后，张云逸由淮北新四军第四师师部返回黄花塘，以新四军代理军长身份主持新四军工作。同时，参与华中局领导工作，继续开展华中地区整风运动。
1944年3月20日至4月2日，整风运动扩大会议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召开。会上，张云逸率先开展了自我批评，并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引导广大干部统一思想，转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路线上来，对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全军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4月3日至4月20日，华中整风会议召开，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第二师、淮南区党委等单位60余人参加会议。“军队是党的武装，开展军队整风要抓住自身特点，要通过整风提高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会上，张云逸强调。
此后，各战略区按照会议要求抽调大批团以上干部到华中局集中整风，同时，通过开办整风班轮流抽调其他干部参加集训，开展干部审查。至此，华中地区整风运动转入审干防奸阶段。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华中局召开了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各师主要领导参加的整风思想交流会。会议分为2个阶段，分别为参会人员做自我反省报告和集中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各师负责人报告“十大政策”执行情况、对部分新四军历史问题作检讨等。直至1945年初，新四军大规模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历时2年之久的整风运动，为加强华中局和推动新四军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党全军上下齐心，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整训运动，掀起练兵热潮
“从10月起，新四军等要遵照指示精神，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掀起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要在现有基础上，通过整训，提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为将来部队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开启了部队的整训运动。
8月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各师主要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要求。会上，张云逸作了题为《中央关于整训部队指示及我们的意见》的报告。10月，新四军直属队召开纪念新四军成立七周年的干部大会。会上，张云逸再作关于《练兵的方法》的报告。整场报告具体阐述了军队整训的必要性、练兵具体内容、目标要求、重点方法等。就如何练兵，他总结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练兵与实战相结合、练兵领导、抓典型带群体”等5种具体且可操作性强的方法。报告具体详实，赢得了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
在张云逸等的领导下，新四军军部直属队和军部机关整训运动效果显著，特别是他曾任师长的第二师，那是一支全军公认出色的劲旅。在他的指导下，第二师将体育训练作为提升战士身体素质的重要方式，进一步促进部队的整训运动。张云逸还时常亲自来到训练场，指点官兵亲自跳越沟渠，做得好的，当场予以表扬或奖励，受表扬的官兵内心荣耀感满满，训练起来就更加带劲了。在军容军纪整训上，张云逸也是相当重视。那时，机关不少人员是来自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在军容军纪上不大讲究，见到首长迎面而来时不是躲开，便是侧身而过。借着各种会议等公开场合，张云逸不断宣传军容军纪的重要性，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每当遇到那些散漫的年轻人时，便主动敬个举手礼，给他们做出榜样。在他的率先垂范下，部队的军容军纪有了质的飞跃，全体官兵军容严整、姿态端正、精神饱满、士气高昂，整体风貌焕然一新。部队军事建设也是第二师整训的重点。全国抗战时期，新四军武器差，弹药少，装备落后。面对经过长期“武士道”教育和以现代武器装备的、多兵种组成的日军，以及装备优良的国民党顽军，新四军要在日伪顽夹击中生存和壮大，并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没有良好的军事素质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推动军事整训开展，第二师专门组建了一个100多人的“学兵连”。这些战士全部挑选自主力部队，只有政治立场坚定、作战勇猛顽强、战斗技术好、大脑反应快的战斗骨干，才有资格入选。这支连队既是基层骨干的训练队，又是战术技术的示范队，还是第二师研究作战技术技巧的试验队，学兵连的技战术过硬，作风凌厉，战斗力很强，战士们都以能入选学兵连而自豪。在全师军事训练中，这支“学兵连”比武、竞赛、技术表演、战术比赛，在全师中掀起了一股练兵热潮。
除了第二师整训成效显著，军特务团的练兵效果也很不错。“军特务团由于掌握了新的练兵方法，群众的情绪提高，采取群众路线去进行，始终在高涨着，因此在短短的三个星期当中取得了不小进步和成绩（如第一次射击每百发子弹中靶十五颗，第二次每百发子弹中靶六十颗，该部经验现正在整理，当另文来介绍）。”在给军部各师的电报中，张云逸这样写道。
12月，各部队整训情况报告陆续报至军部。张云逸发现，在已经开始整训的部队中，除少数略有成绩外，大部分部队还没有掌握整训要领。就此，次年1月，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电各师，要求“凡环境允许整训的部队又未完全采取新方法者，必须赶快回过头来深入动员，必须将新的练兵方法在各级干部及战士群众的思想中搞通。在思想准备方面多花费些时间是有代价的，只要掀起群众自觉的练兵热潮，而又能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正确的方法巩固保证，并不断检查、总结、竞赛提高之，是会得到不可预计之优良成绩的。”据此，新四军各师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民兵和自卫队也在华中局和军部的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了整训，截至1944年底，仅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就训练民兵10万人。
规模而又高效的整训运动不仅提升了部队官兵、民兵、自卫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还为后期新四军在大小战斗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 记
在黄花塘的工作生活中，张云逸，这位已经步入“知天命”年纪的老军长，在运筹帷幄于繁重的军事指挥任务间隙，仍不忘关心群众，始终将驻地百姓的需求放在心头。他是“老首长”，更是与黄花塘百姓同心同向的好“同志”、血脉相连的好“长兄”。“张副军长插秧——路路成行”的歇后语还在黄花塘地区流传，张云逸那无私为国、亲民爱民的身影也永远留在了盱眙人民的心里，并将在一代又一代的讲述中赓续流传。
（作者：韩开春 转载自《战地黄花分外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