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即包括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海南岛琼崖纵队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提及新四军军部，人们首先想到的大多是皖南泾县的云岭和江苏盐城的泰山庙。泾县云岭是皖南事变的发生地，盐城泰山庙是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地方。事实上，新四军自1937年10月12日成立后的9年多时间里，先后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的10多个地方建立过军部。说到新四军军部在淮安，相信也会有很多人对这一段历史并不清楚。的确，抗战后期，新四军军部不仅长期驻留过今天的淮安地区，而且还是新四军军部迁移过的所有地点中驻扎时间最长的地方。
新四军军部在淮安的历史，就是党领导淮安人民抗击日寇，不断走向胜利地历史，就是新四军由弱到强、纵横华中的宏大史诗，就是淮安人民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军民鱼水情的澎湃赞歌。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新四军军部在淮安的光辉历程，以此纪念在淮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抗击日寇、英勇奋战的新四军将士。
一、新四军军部是在什么背景下迁至淮安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多命令。1月25日，新四军军部于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对于近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权而言，犹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年7月，日伪经过精心策划，以日军第十二旅团全部和第十五、十六师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为骨干，辅以伪军李长江、杨仲华等部，共2万余人进犯盐城，妄图围歼新四军军部机关及主力，以巩固其对华中的占领。新四军军部主动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地区。经过新四军三师主力和盐阜地方抗日武装的英勇战斗，此次日伪的夏季“扫荡”于8月被彻底粉碎。1942年冬，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战场力量的变化，日伪将“扫荡”重点由山东向南推进，加紧对苏中地区反复“清剿”，并对淮北、淮海、淮南地区疯狂“扫荡”。11月14日，日伪军6000余人，在飞机、坦克、骑兵的掩护下，兵分5路对淮北新四军四师活动中心青阳、半城合击，反复“扫荡”“清剿”。同时，日伪军8000余人，兵分9路，合击沭阳县小胡庄、张圩，企图摧毁淮海区党政军机关和新四军三师主力。紧接着，日军又继续调整部署，增加兵力，准备再次对盐阜根据地实施战略“扫荡”。而在此时，曾遭受过新四军多次“教训”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也在日军发动新的“扫荡”之时，大肆活动起来。一时间，华中抗日根据地上空“黑云压城城欲摧”，身处盐阜地区的新四军军部亦在日伪顽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这空前严峻时期，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领导军民坚决抗击，给予日伪顽以沉重打击。号召全体军民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不管情况严重到何种程度，都必须坚持斗争，坚定反“扫荡”斗争胜利的信心，保卫根据地。同时，军部和华中局对目前的敌我态势，从日伪的兵力部署与“扫荡”的战略重点、顽军的制造摩擦与为敌作伥、盐阜的地形特点与新四军的活动空间及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以西为宜”。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将上述看法向毛泽东暨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同时积极准备军部与华东局领导机关的转移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陈毅、饶漱石：“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此指当时安徽省东部的盱眙、嘉山、来安一带；1955年，盱眙县划归江苏省淮阴专区，现属江苏省淮安市所辖）是可以的，必要的。”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向皖东转移的途中，接到毛泽东5日给陈毅、饶漱石的电示，其中明确表示“同意你们的分散计划”，这表明新四军军部转移皖东，不仅是形势变化的需要，也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正式迁移至皖东盱眙县的黄花塘（即今天的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一带。所以把新四军军部驻扎在黄花塘，新四军暨华东局首长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黄花塘原名“黄昏塘”，为盱眙县岗村集的一个以塘命名的小村庄。1940年3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五支队在来安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后进入这一地区。部队利用冬季练兵的空隙，将“黄昏塘”挖深，增加了蓄水量，以保证当地军民的生活生产用水。部队首长张云逸、罗炳辉根据群众意见将“黄昏塘”改为“黄花塘”。从此，这里就成为五支队及新四军二师师部的驻地。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心，黄花塘地区位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枢，向东与新四军一师苏中根据地、三师盐阜根据地相连，向西与七师皖江根据地、五师鄂豫皖根据地相呼应，向北与四师淮北根据地相接，也是华北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联系的纽带。这里地处长江、淮河之间，东临大运河，西望大别山，北连洪泽湖，丘陵起伏，湖面开阔，进可攻，退可守，便于转移，便于隐蔽，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所以，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四军军部的进驻，使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战略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盱眙黄花塘及其周边的皖东地区物产丰饶，盛产稻、麦、黄豆、玉米等，是得天独厚的屯兵之地。自从新四军二师师部机关进驻盱眙黄花塘以后，经过长期培育，那里军政、军民关系十分融洽。1939年9月，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即已开辟，刘少奇曾在这里直接领导华中的敌后抗战斗争，给皖东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到了1940年5月，皖东地区各县均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8月，罗炳辉等率领新四军第五支队大部、第四支队一部，在淮阴、宝应地区、击溃了顽韩德勤部主力的进攻，并平息了刀会的骚乱。经过几次重大打击后，顽军再没有对皖东地区有较大的军事行动，使这一地区成为无顽军区。特别是从1941年夏季以后，该地区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全区上下集中力量建设与巩固政权，并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新四军的给养。仅以1941年粮食为例，该地区生产粮食约350万石，除去民用外，尚余粮50万石；该年征收公粮田赋约为19万石，尚余粮约31万石。其它工作如地方武装及民兵工作、群众工作、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教工作等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正如1942年3月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皖东特别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这些，都是新四军军部选择黄花塘地区落脚的重要原因和必要前提。
二、新四军军部在淮安的迁驻时间与路线
新四军军部在淮安并非只驻扎过盱眙黄花塘一个地方，而是先后驻扎过淮安的三个地方，包括盱眙的黄花塘、千棵柳（在驻千棵柳期间，为加强对路西战役对领导，军部曾短暂迁移至定远县的大赵庄）和淮阴的清江城。经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新四军军部在淮安的迁驻时间与路线大致如下。
（一）盱眙黄花塘、千棵柳
根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日记记载，新四军军部当早有转移计划，只是具体时间、目的地未定。在不断收到各方面情报，确认“敌将大举‘扫荡’，可能在1月初开始。”1942年12月23日，“决定提早转移”，“最后决定25日出动”。
12月25日拂晓，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从盐阜区阜宁县的停翅港出发，分成3个梯队向淮南路东根据地转移。军部经过板湖即进入今天淮安市淮安区东部的苏家嘴（苏嘴镇），当晚在淮安高家荡宿营。26日下午，军部在新四军三师7旅19团（团长胡炳云）护送下，经马厂渡过废黄河和盐河封锁线，进入淮海区。30日，进入新四军四师控制的高良涧并宿营。接着两天，继续向南转移。1943年1月1日下午，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随行的第1梯队先期到达盱眙县永丰（今属淮安市金湖县）。1月3日，第2梯队到达永丰。当日，陈毅到达盱眙县东阳镇。1月6日，第3梯队到达东阳。1月10日下午3时，新四军军部机关抵达预定目的地黄花塘（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迁此），原驻在这里的第二师师部迁移至盱眙县大柳郢（今属安徽来安县）。从此，黄花塘地区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黄花塘亦作为新四军军部驻留时间最长之地而永载中华民族抗战史册。
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黄花塘后，为了对外保密，以“黄河大队”为代号，下属各军直属机构都以“中队”为代号，其中第12中队是城工部（江苏省委）、社会部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共同代号，直属华中局领导。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以及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领导人都在这里办公，而他们也各有代号，如陈毅为“五〇一”、饶漱石为“五〇三”。由于当年黄花塘是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六七十口人，因此采取了分散居住、办公的办法。陈毅住在新塘硬上原二师住的两间草房，饶漱石住芦塘上的两间草房，张云逸住农民徐景刘家三间草房。军直机关办公和住地也是分散的，军部和华中局设在黄花塘庄西，参谋处设在军部大院，政治部、社会部设在大、小王庄。黄花塘附近的梨园、锅底塘、常庄、姚庄、双亩、李庄、北乔庄、小周庄都住过军部的一些机关单位。
1945年2月28日，淮南津浦铁路路东地区准备反“扫荡”，新四军军部主动撤出黄花塘，转移至南面约35里的千棵柳（曾属盱眙县旧铺镇，现隶属黄花塘镇），并将军部的代号改为“八分校”。根据赖传珠日记：“4月4日，晚开会讨论去路西的任务，考虑整个战役的领导问题，决定我们都去路西。”经过几天运动，4月10日，又迁驻到津浦路西地区的大赵庄（家）。“4月24日，为了开会之安全起见，于上午8时由大赵家转移至湾杨家老指挥部驻地”。又经过数日的转移，军部于5月1日“午后2时安返本部千棵柳”。
（二）淮阴清江城
淮阴清江城也就是当时淮阴县的县城清江浦，也称之为淮阴城，即今天的淮安市清江浦区的老城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华中地区的日伪军并没有完全放下武器，新四军亦开始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8月26日，新四军3师10旅及淮海军分区新编第2团和师直属特务团，由高良涧、蒋坝一线出发，向淮阴开进；苏北地方武装5个团从东、北两面配合，向淮阴城逼进。8月27—31日，经过激烈战斗，全部肃清淮阴外围据点，并对淮阴城构成包围态势。10旅等部随即赶筑高于城墙的多座火力点，开挖数条直通城墙底部的交通壕，迅速完成攻城准备。同时，向守城伪军发出通牒，令其投降。伪军拒降后，10旅等部于9月6日下午对淮阴守军发起总攻。在对城墙实施爆破成功、炸开东门城墙后，突击部队迅速攻入城内，猛扑伪军师部。经1个多小时的激战，击毙伪28师师长潘干臣及属下300余人，俘虏伪28师、淮阴保安团等部8600余人。
淮阴获得解放不久的9月9日，新四军军部就派参谋处长陈锐霆去清江城安排军部机关转移安置事宜，同时要求华中建设大学也搬迁至淮阴。10天后，新四军军部开始向淮阴城进发。赖传珠日记里这样记述：
“9月19日，4时起床，8时出动，到冈村宿营。”
“9月20日，6时出动到中渡过河，在蒋坝吃中饭。后下午6时到高良涧宿营。”
“9月21日，上午7时开船，逆风行驶，途中接中央指示，要我们华中开35000人到山东之蒙阴，限20天内赶到（20日20时来电）。到码（马）头镇后，步行去淮（阴）城，10时到达。”
新四军军部进驻淮阴城的驻地为清江浦道署街1号，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大街116号，原清江市市政府院内。此处亦有华中建设大学旧址。第二天，新四军3师就攻克了相邻到淮安城，全歼了伪淮安独立旅等部4000多人。
9月28日，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奉命率第七、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及三个独立团共35000多名将士北上山东，转赴东北开辟新的解放区。自11月6日起，新四军三师划归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挥。
10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邓子恢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同时成立苏皖军区，粟裕为司令员，邓子恢为政治委员。
10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由淮阴城分批出发，转移至山东临沂。
至此，新四军军部暨华中局在淮安的时间大约两年零8个月。
三、新四军军部迁至淮安后重要活动及历史功绩
新四军军部迁移至淮安（主要指盱眙黄花塘地区）后，新四军各部队对日伪进行局部反攻作战，恢复与扩大解放区，取得了重大胜利。日伪军开始向主要点线收缩，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环境相对安定。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不失时机地深入开展整风学习、大生产、拥政爱民和军政整训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积极做好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的准备工作。
（一）整风学习运动
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2年就开展了整风运动，后由于全力对付日伪的大“扫荡”，整风学习暂时中止。194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1943年整风学习的指示》，领导新四军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内容主要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整风的同时，还注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有关整风文件。新四军各师、各军区主要负责人亲自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或书记，办整风学习班，组织广大干部反复阅读整风文件，提高认识和理论水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弄清“三风”不正的表现和危害，自觉反省，相互批评帮助。随着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广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本位主义、主观主义、盲目自大的现象有所克服。
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毅、饶漱石，要求利用各师首长到军部讨论整风时，在师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风。据此，陈毅亲自组织军直机关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并发表了《关于学习的意见》、《应付时局与整风》等学习笔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联系党的历史教训，带头开展自我批评。这对全军高级干部自觉改造思想，总结历史经验，起了很好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1944年2月1日，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各师有计划地对排以上干部的历史和思想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审干，使各级组织进一步了解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现状和历史表现，发现了大批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同时也审查出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敌特分子和坏人，纯洁了部队。
1945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发出《对整风善后工作的指示》。各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以不同方式进行整风运动总结，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并对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逼供信造成的冤案进行甄别，实事求是地作了妥善处理，给错斗、错批、错捕的同志恢复名誉和工作，使他们继续为党为革命作出贡献。至此，新四军和华中各根据地历时三年的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二）大生产运动
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粉碎日伪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困难，保障供给，长期坚持敌后抗战，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就发出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由于所处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同时对敌斗争比较激烈，直到1944年，才真正掀起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不久还下达了新四军各部队、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任务。根据华中局的要求，三师发布了生产运动训令，要求各机关连队普遍种菜、种麻、种烟草，每连应有3至5亩的菜地，靠海边和有荒可垦的部队，应大力开荒，种粮、种棉、种黄豆和熬制食盐。四师提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次，商业合作社为辅的生产方针，规定后方机关、部队、学校及区乡武装，每个劳动力每年种粮一亩，种菜一分，主力兵团、独立团队与边沿区、游击区机关、部队，每个劳动力每年种粮半亩，种菜半分。生产基础比较好的第二师，在正确处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者关系，反对贪污浪费后，生产运动得到更健康的发展。据1944年底的不完全统计，第二、第三、第四师及军直属队，都基本实现蔬菜全年自给8个月，盐、油、肉食自给4个月的目标。
新四军各部队还大力帮助地方开展生产运动，派出干部与地方干部一起深入农村，深入生产第一线，宣传政策，培养典型，帮助农民制定生产计划、组织互助合作和兴修水利等，使各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较好的发展。
这一时期，新四军的军工生产和军需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1944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黄花塘召开了全军军工生产会议。会议表彰了多次身负重伤，顽强坚持武器弹药试验，被广大群众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第二师军工部工务科科长吴运铎，号召广大军工战士加速发展军工生产，以适应大发展、大扩军、大反攻的需要。
新四军的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日伪顽的经济封锁，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战斗力，还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培养和加强了指战员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日后的战略反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拥政爱民运动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普遍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的指示。12月5日，新四军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师深人进行拥政爱民教育，认真检查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召开党政机关、民众团体联席会议，听取当地党政机关负责人和人民代表的意见；帮助群众，爱惜民力，减轻人民负担，赔偿群众损失，开展民众教育和进行民兵建设。12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又发出了《关于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指示》指示。
紧接着，新四军各部队都在1944年新年期间，通过拜年、请客，帮助民兵上军事课、教唱歌，帮助民众生产劳动，帮助地方卫生、文化工作等形式运用各种形式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军、师领导人亲自向部队和群众作报告，宣传军民团结的重大意义。还派出了纪律检查团、访问团，到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中，以新四军制定的“拥政爱民公约”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为依据，检查对待政府人员和群众的态度和作风，在宿营、行军、作战中和在生产运动中执行纪律的情况，并就检查出来的问题，通过座谈、联欢、拜年、慰问军烈属等形式，向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此外，在各基层单位和干部战士中广泛进行自查，开展批评帮助，提高纪律观念和群众观念。
为巩固拥政爱民运动的成果，1945年春节时，新四军政治部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在总结年前开展这一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找出军民不协和的原因，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
在军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同时，华中各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优抗运动。各级人民政府都制定了拥军优抗公约，到部队慰问，发动抗属写信教育亲人和子弟，安心部队，勇敢杀敌。
通过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治，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加强，广大指战员更加自觉地尊重政府爱护群众利益；地方党政机关更加关心人民子弟兵，支援抗战的自觉性大大提高。
（四）军政整训运动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提出“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方法可采取“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运动练兵方法。
华中局依据中央指示精神，于10月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规定从1944年冬至1945年3月底为第一整训期，要求各军区、各师各级首长亲自组织，深入动员，具体指导，完成好整训任务。从此，各单位即分期分批投入军政整训。
在整训中，多数部队先进行以尊干爱兵、改善官兵关系为重点的政治整训。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整训经验等文件，召开连队民主大会，在此基础上，干部战士分别订出爱兵和尊干公约。经过政治整训，调动了干部战士参加训练的积极性。接着，转入以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对运动战、攻坚战、夜战、近战、巷战、步炮协同、爆破、登城以及正规养成等内容，也进行了训练。干部战士以能者为师，开展官兵互教，联系实战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战术技术水平。
新四军在抓紧全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整训时，还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开展民兵和自卫军的扩大、整组和训练。各军区、军分区都健全乡以上武装委员会，以村为单位进行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把民兵作为人民军队有组织有训练的预备兵源。在此基础上，各地掀起了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不仅主力部队得到大量补充，而且地方武装也得到充实和扩大。到1945年7月，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1.5万人，地方部队发展到9.7万人，而华中解放区的民兵也发展到96万余人，成为新四军强大的后备军和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重要力量。
经过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和军政整训运动，华中解放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实行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顺利进行全面反攻作战，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新四军军部在淮安（主要指盱眙黄花塘）期间，除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开展以上各项运动，还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领导、组织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指挥了一场又一场战役与战斗，大量消灭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巩固与扩大了华中解放区，极大推进了全国的抗战形势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转化。
1943年3月17日，在陈毅的统一指挥下，在彭雪枫师长的直接指挥下，新四军四师在二师、三师配合，发动了山子头自卫反击战。此战获得重大胜利，活捉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陈毅亲赴四师师部半城处理善后，敦促韩德勤抗日，从而基本结束了华中地区敌伪、顽、我三角斗争的局面，进一步掌握了华中敌后抗日的主动权。
1944年春天，华中敌后战场的日伪顽态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军将兵力向豫湘桂地区转移，伪军遭连续打击士气下降，国民党顽固派无力举行大的进攻，华中地区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得到缓和，反攻的时机基本成熟。在此情况下，新四军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号召，开展了攻势作战，西进南下，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
1944年，侵华日军从驻华中的的14个师中抽调8个师参加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其守备兵力由21万人减至17万人，一面收缩防区，一面扩充伪军。新四军军部抓住战机，领导各部队为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3月，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并为部队整风、整训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第一师在淮安、宝应以东地区发动车桥战役，采取攻点打援战法，夺取了车桥及周围地区。此役共歼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24名）、伪军480余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4月19日，第三师第十旅主力和第七旅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驻涟水县西北高沟、杨口地区的伪军第七十二旅等部发动攻势。经10余日连续奋战，先后攻克高沟、杨口等14个据点，全歼伪军一个旅和一个大队，共2000余人，毙伤出援的日军140余人。这是继车桥战役后又一次重大胜利，收复了六塘河(今沭阳与涟水间界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连成一片。
从3月中旬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展开了攻势作战。第九、第十一旅、骑兵团和各分区武装，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铁路横宽数百里的战线上，向守备薄弱的日伪军据点展开进攻，经3个月连续作战，攻克大店集、灰古集、归仁集、老韩坪等日伪据点51处，歼日伪军2000余名，解放了泗县、灵璧、睢宁间广大地区。在淮南，第二师为打破日伪和顽军的夹击态势，在津浦路西反顽斗争十分艰巨的情况下，仍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打击日伪，袭击日伪军据点和交通线，取得重大战果，歼日军200余名、伪军1600余名。
在皖南沿江地区，第七师先后攻克了十村庙，袭入腰铺、槐林镇、荻港，伏击运槽、姚沟出犯之敌，粉碎了日伪对皖南、无为、含（山）和（县）及桐（城）东地区的分区“扫荡”，顽强地坚持了原地斗争。同年冬，第七师的部队向日伪薄弱的地区广泛出击，先后攻克张家瞳、塔桥等10多处据点，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到年底，整个皖南敌后已联成一片，形成了绵亘数百里的皖南抗日根据地。
1944年6月，江南的新四军6师16旅发起长兴战役，歼灭敌伪4个营，并一度攻入长兴县城。
新四军军部为适应浙东抗日斗争的需要，于1943年底将浙东游击队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并于1944年春起，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4块根据地。1944年秋，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粟裕率领第一师主力（3个团）南下，会同第十六旅担任南进任务。12月27日，粟裕率第一批南下部队渡江南进，1945年1月中旬，在苏浙边之长兴地区与十六旅会合。根据党中央决定，1月13日成立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苏浙军区，并对部队进行整编，先后将南下苏浙的新四军改编为4个纵队。自2月中旬到6月下旬，苏浙军区在天目山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取得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苏浙根据地，扩大了江南新四军准备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进入1945年，新四军各部队继续开展攻势作战。苏中军区主力在高邮县三堤伏击战中获胜，三师、四师等部先后攻克阜宁、睢宁等城镇，五师恢复了四望山根据地，并以一部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发展湘鄂赣边。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新四军二师解放盱眙县城与来安县城。8月中下旬，新四军各师、各军区对日伪展开进一步反攻，共解放县城30多座，歼日伪军5万余名。
8月29日，刘少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对华中作战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同日，新四军军部通令前方部队，应以坚决自卫的精神，对执迷不悟、劝说无效、胆敢向我侵犯的国民党顽固派，给予歼灭性的打击。31日，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讨论军部搬家问题。
9月1日，新四军苏中军区解放兴化县城。8月27日，两淮（淮阴、淮安）战役打响，9月6日攻克淮阴城，22日解放淮安县城。
随后，苏中军区收复盐城，解放高邮。至年底，新四军基本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的日伪军，建立了苏皖解放区，使华中、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新四军军部在淮安地区约两年零八个月期间，正是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军部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率领全军官兵担负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抗击和牵制了日伪军的大量兵力，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各战场的对日作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四军军部在淮安地区的历史功绩将永载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册！
四、新四军军部何以安然久驻淮安
新四军军部在淮安各地驻留的时间共达两年零八个月，是军部所有落脚点中最长的。为什么新四军军部能在淮安驻留时间最长，而且是较为安全地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其中当然不可或缺中共中央的领导决策、新四军首长的大智大勇以及盱眙黄花塘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包括黄花塘处于新四军7个师拱卫的中心）等重要原因，但虽然有这些“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和”，肯定还是不足以让新四军军部如此安然的久驻淮安。那么，淮安这方红色的土地上，究竟有哪些神奇的“人和”因子呢？
（一）良好的群众基础
淮安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故乡，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老区。早在1925年，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活动家恽代英就曾经来到淮阴，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9月，淮安县横沟寺就成立了淮安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中共淮安县特别支部。到1928年2月上旬，仅淮安县就有党支部60多个，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就在2月上旬，在党的领导下，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横沟寺农民武装起义。1929年，盱眙县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31年9月，成立了由李桂五任书记的中共盱眙县委。1932年4月17日，李桂五等领导了西高庙农民暴动并获得成功，后又组建了盱眙红军游击队。8月，由于国民党军警及地方反动武装的“清剿”，红军游击队被打散，作为盱眙红军游击队副司令员的李桂五被俘后英勇就义，盱眙县的中共组织也被破坏。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的活动在盱眙长达3年，武装斗争持续4个多月之久。
革命斗争教育了淮安人民，共产党的影响已深入城镇乡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淮安人民真心实意地拥护抗日，拥护共产党，拥护新四军。正因为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从而为淮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可信赖、可依靠的人文环境，也为新四军军部移驻盱眙黄花塘创建了适宜的政治生态。黄花塘距盱眙县城约35公里，原村庄外围已为新四军二师构筑了较完善的工事，还有大片树林环绕，经过新四军首长的慧眼所识，自然成为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理想的驻地。
（二）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
新四军来到淮安，新四军军部移驻淮安，都是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的太平生活。新四军对待人民群众亲如骨肉，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正因为如此，人民群众与新四军至深至厚的鱼水之情。
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淮安人民爱护新四军干部战士、爱护党的干部，比爱护自己的亲人还亲。每当他们遇到危险时，广大人民群众总是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去掩护、解救，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盱眙县一位普通妇女、后为新四军地下交通员的保三娘，在1943年7月上旬因坏人告密被捕。她被审问了6天，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夹棍，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始终没有任何敌人想要的情报。日军把十根尖尖的竹签扎进了她的指甲缝里，她顿时鲜血淋漓，昏死过去。第二天，敌人又把她的年仅15岁儿媳索家凤逮捕，保三娘依然守口如瓶，最后和儿媳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
1944年1月20日，淮安（今淮安区）的日伪军30余人在日寇小队长的指挥下，到淮宝黄集伟光乡（今洪泽区）抢劫，该乡抗日小分队立即到纪曹村王新民家研究战斗计划，会还未开完，日寇小队长带几个伪军已冲进村。队员们准备冲出去，与敌人硬拼，王新民认为，硬拼不是办法，领着队员们进了里间的屋，掀开坑上的被和席子，露出一个洞口，立即让队员们躲进地窖里，然后迅速地盖上坑上的东西。敌人冲进王新民的家里翻箱倒柜，但什么东西也未搜到，就把王新民全家抓去，并把王新民吊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用鞭子狠狠抽打，逼迫他交出小分队的下落，王新民始终未吐一字。最后，日伪军疯狂地将他的一家杀害。
涟水县成集镇朱南荡一带，被誉为“苏北小延安”，群众对待在这里工作或战斗的干部或子弟兵“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主动腾房、烧菜做饭，帮助侦察敌情等。同志们一进“小延安”，就像到了家一样，心情十分舒畅，也感到特别安全。另有一家被誉为“抗日饭店”，那就是涟水县南集乡桃园庄张洪贵家。张洪贵的家乡地处废黄河西岸，是三县交界之处。他主动拿出自己的家资，免费招待南来北往的抗日军政人员食宿。刘少奇、赖传珠等新四军领导人和刘彬、曹获秋等盐阜区领导人都在他家住过；在“大扫荡”期间，赖传珠夫人孙湘、刘彬夫人朗宁还把孩子送到他家抚养。因此他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抗日饭店”。
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老一辈革命家的孩子如陈毅之子陈丹淮、邓子恢之子邓淮生、曾山之子曾庆阳、刘瑞龙之女刘延东、彭雪枫之子彭小枫、李一氓之女李众兴等都是生在淮安地区、长在淮安地区，淮安人民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新四军后代都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感情！淮安人民与新四军如此鱼水情深，新四军军部在此又如何不坚如磐石！
（三）淮安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在这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淮安地区光荣的革命传统与新四军亲密无间的鱼水之情，激励了淮安人民爱国热忱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党的领导和抗日的大旗之下，淮安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克服重重困难，真正做到了“前方要什么，人民就给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袭扰敌人，即使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使是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也要向子弟兵提供了粮食、布匹；即使默默忍受丧夫失子之痛，也无怨无悔地向部队送去自己的丈夫或儿子。从1943年冬到1945年春，淮安各地参军热潮此起彼伏，涌现了许多父劝子、妻劝夫、兄劝弟，送子参军，送郎上前线的模范事例。在各城镇街头、村庄田间，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欢送入伍的锣鼓声和“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声。仅据淮海区不完全统计，全区三次大规模征兵，参军人数就达到三万余人，补充和壮大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
1941年9月，在津浦路西反顽作战中遭到挫折的新四军第十旅，东进来淮时仅为两个编制不全的团，3000多人。4年后，离开淮安进军东北时已为两个旅六个团，15000余人。另据1945年8月统计，此时淮海地方武装已达五六万人，其中上升、补充主力的有一个营、两个大队（相当营）、两个团，共有4000余人；建设两个整旅、六个机动团，计有7000余人。这些都表明，淮安人民以他们的赤诚与生命，为部队补充了大量的兵员，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淮安的优秀儿女一样在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仅民政部门记录在册的抗日英烈就有2000多人，淮安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这片大地。
1945年10月1日，新四军在离开淮安时，发布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民众书》。文告的开头与结尾这样写道：
“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几年以来我们在你们亲切爱护与支援下坚持了抗战，建立了根据地，和你们一道过着民主自由快乐的生活。我们和你们的联系，正同血和肉一样的密切。但是现在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在别离之前，我们想向你们讲几句话：首先让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激，因为没有你们的爱护和帮助，我们将一事无成。同时，我们要向你们道歉，因为我们过去在保卫你们利益的事业上，还有许多做得不够，做得不好。因此我们只能用今后的加紧努力，来报答你们了……
别了，亲爱的父老兄弟妹妹们，我们再一次虔诚地要求你们接受我们深深的感谢和慰问，并祝你们健康！”
是的，淮安人民深深感谢新四军，铭记新四军的丰功伟绩。同样，新四军也感谢包括淮安人民在内的华中人民。新四军所以深切感谢淮安人民，那是因为淮安人民以无私奉献的精神，爱护新四军，保卫新四军军部；那是因为淮安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新四军的历史，新四军军部在淮安的历史，也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学习研究新四军军部在淮安的历史，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用党的历史照亮新征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昂扬的精神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王成虎 朱维明）